| 工作通讯2020第12期237 |
| 2021年-03月-01日 |
| 目 录 --学术活动-- “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重大疫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1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技术哲学 及其STS学术研讨会”综述..................................................................7 “恩格斯与科学精神、科技伦理、科技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12 “自然辩证法与新冠疫情后的哲学治疗”学术研讨会综述................................19 --各地消息-- 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社会（STS）学术论坛 在西北工业大学举办...........................................................................22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举办 “人工智能、伦理与文化高端论坛”...........................................................24 --学界书讯-- 朱训地学哲学思想 暨《我的七十年》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28 责任编辑：朱欢欢 2020年第12期 总第237期 “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重大疫情” 2020年10月24日，“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重大疫情——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暨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CSPT)、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主办，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承办。根据上海市以及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疫情管理规定，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成素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凡在大会上分别致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震主持开幕式。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今年是自然辩证法创始人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同时也是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60周年。会议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论述，坚持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宗旨，围绕三个议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包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技术哲学审视及其理论创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抗疫成功的技术哲学总结；技术哲学的前沿问题与中国高科技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反思。来自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全国多所高校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会议，近30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作主题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晓原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素梅教授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陈凡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维复教授主持。 江晓原作了题为《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思考》的报告，他认为，超越科学理论的技术是有可能的。以往对科学与技术的认知是技术由科学支撑，技术是实现科学的工具，但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却发现古代的技术奇迹并非是在科学理论基础上造就的。对于科学和技术在生活中承担的角色问题，他提出技术为人服务，科学为技术服务。科学技术理论通常被用来描述外部生活图景，科学技术成果则被用来改善生活，描述外部世界的理论会不断改变，所以更应该将研究精力集中于为人服务的技术。 成素梅作了题为《重大疫情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启示》的报告，她认为，新冠疫情呼吁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次转型，人需要重新回归自然，实现二次“天真”。人类今日的遭遇是由于失衡的发展理念导致的，在这种失衡的发展理念中，劳动是主要的，休闲是次要的，附属于劳动。重塑劳动与休闲的关系需要基于个人能力的选择自由，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四重和谐和自然-社会-技术-人文的四重统一。 陈凡作了题为《恩格斯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的学科建构及创新发展》的报告，他认为，走进马克思恩格斯要重读经典，学习恩格斯的科技思想需要立足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国自然辩证法是得益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通过追溯自然辩证法作为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需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根基；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面向中国问题，比如中美贸易战、重大疫情、人工智能等。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赵建军教授、北京化工大学STS研究所张明国教授、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夏保华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滨教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春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宏秀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由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兵教授主持。 赵建军作了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辩证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的报告，他指出，两山理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对辩证自然观的发展，给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中国答案。未来需要从生态理性、生态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体系来深化对两山理念的认识，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张明国作了题为《工程风险致成因素及机制研究——基于工程可靠性的辩证分析》的报告，他指出，从工程可靠性和工程风险交互的视角可以补充对学界现有的研究。工程可靠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影响因素，外部的复杂的工作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工程是“人因-组织-机(设备)-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会面临“人-机”、“人-组织”、“环境-机”、“环境-人”的可靠性恶化的风险。工程风险的规避需要对工程可靠性管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夏保华作了题为《中外创新哲学的兴起》的报告，他从创新哲学发展的背景和标志性事件入手分析国内外创新哲学兴起的基本态势，提出面向创新哲学开拓的四点思考，包括中外创新哲学兴起的旨趣差异；被遗忘的早期创新哲学形态；创新哲学的“史”、“论”、“践”研究框架；技术哲学创新的性质。 王滨作了题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工程思维的启示》的报告，他指出，依据《自然辩证法》去理解工程思维，要把思维具有时代性的思想作动态理解，强调理论思维及思维工具的作用，注重历史思维、生命思维、社会后果思维、辩证思维的具体运用。关于工程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以往更强调科学-技术-生产或者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路线，现在应当从科学-技术-工程-生产四个节点去思考。 朱春艳作了题为《恩格斯自然观的社会历史向度》的报告，她通过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发展考察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缘由，认为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观应该从恩格斯研究的开端进行探索，恩格斯在对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观察中逐渐形成自然观，恩格斯在长达八年的“脱毛期”和对杜林的批判过程中形成辩证的自然观，恩格斯在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提升自然观。在此基础上，辨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恩对立论”。 闫宏秀作了题为《数据背景下的记忆哲学问题》的报告，她通过回溯记忆哲学的发展脉络，指出数据智能化、网络化、云端存储等推进记忆的全面化与永久化，使人类记忆的外化走向内化，构成了对记忆本体论的冲击。记忆伦理的问题可以是基于数据的记忆问题，也可以是一种新伦理，需要调整关于记忆伦理问题的研究视域，将其转换为以从数据作为记忆的存在场域与数据对记忆的塑形为切入点，以此进入到对记忆伦理的考察之中。 在第一主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技术哲学审视及其理论创新”的讨论中，由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万长松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张萍萍、上海剑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荆筱槐教授、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灿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吴琼、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多闻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由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成素梅主持。 万长松主要讨论了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认为恩格斯概念的核心并不与马克思相违背，并提出建立美丽中国的方法论思考。张萍萍提出“保卫恩格斯”的命题，从文献出发，爬梳出马恩对立以及对恩格斯的贬抑可以追溯至维也纳学派，指出破解马恩对立，需要从哲学编史学的维度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放在他们的学说史中，按照主题的逻辑线索进行分类比对。荆筱槐讨论了恩格斯劳动思想的当代启示，指出当下在讨论劳动平等和资本平等的时候，应该超越资本讨论劳动平等和资本平等的关系，思考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后，劳动是否成为一种需要以及数据和信息是否也成为劳动对象等问题。张灿讨论了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对身体的干预、塑造和设计，提出生命政治的新转向——身体的增强与生命设计，走向积极生命权利的实践。吴琼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有关科学性术语的索引分析，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得出反驳“马恩对立”的理据。陈多闻探析恩格斯军事技术思想，并梳理为军事技术历史优先思想、军事技术经济决定思想、军事技术国家保障思想、军事技术资源浪费思想、军事技术人类解放思想五个部分。 在第二主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抗疫成功的技术哲学总结”的讨论中，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刘科研究员、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兵教授、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战雄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刘铮分别作主题报告，由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滨教授主持。 刘科讨论了伍连德防疫思想的科学精神与现实借鉴，提出要汲取伍连德防疫思想的科学成分，积极推进我国公共卫生和防疫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陈红兵指出工具体系带来最大的危害是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人的自由丧失，学校成为垄断教育的地方，医院成为垄断健康的地方，“愉悦工具”提倡的限度思想具有启发意义，有助于分析新技术的应用、创造力商品化现象。刘战雄认为健康码的核心功能是实现用户之间的接触追踪，对疫情防控意义重大，但其亦面临隐私侵犯等伦理诘问。在反思流行隐私观的同时，应通过强化数据选择、算法规则、责任分配和未来规划等的公开透明以及公众科普来实现负责任创新，以消除疑惑误解并促进参与合作，更好地实现其技术治理效能。刘铮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构成的动态“交织”关系，COVID-19的全球蔓延意味着人与动植物之间可逆性关系的反向实现，它是长久以来不正常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逻辑后果。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出发来反思COVID-19疫情，有助于重新确立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交织”的平等存在论，也有助于反思当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和动植物伦理学。 在第三主题“技术哲学的前沿问题与中国高科技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反思”的讨论中，长沙理工大学马思主义学院易显飞教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李硕、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红副教授、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张学义教授、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毛牧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雷副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张慧、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韩玉德分别作主题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宏秀教授主持。 易显飞认为认知增强技术在帮助人类获得更强认知能力、实现更强认知效果的同时，也触发了对人自身的安全、公平与自由、情绪情感与人格“同一性”、“天赋属性”的消解、潜能降低与进化单一等诸多人文风险认知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审视，针对其人文风险，应从认知增强的创新主体、使用主体、技术的社会环境、技术监督监管等方面积极寻求治理之策。李硕指出人工智能的“艺术”行为的表现形态上显现与人相似的“经验”性特征、类“意识”活动以及“情感”表征功能上的类似性。从人工智能模仿的艺术行为及其效果上看，它可以作为身体的延伸工具进行艺术制作，也在深度学习的模式下可以表现出艺术创作的独创性特点。吴红从中国发明人样本选取2000—2019年间中国国家技术发明人的获奖者梳理不同国家女性发明人群体占比例情况，探究女性发明群体所占比例较低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未来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以及女性发明人的发展趋势。张学义认为脑机融合技术可以实现大脑到机器、机器到大脑、大脑到大脑等不同方式的信息传输、交流与操控，是生物端的敏锐感知能力与机器端的高速计算能力的完美结合。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审视脑机融合技术，可以得出非人类中心的本体论重构、非人类中心的认识论重建、非人类中心的价值论重启等启示。毛牧然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由价值目的层面、本体问题层面、认识规律层面和方法体系层面所构成的社会工程的哲学研究范式，构建了涉疫正向网络“谣言”管理社会工程和涉疫负向网络谣言管理社会工程。王雷从当前科技创新的机制体制问题——“负责任创新”同“知识产权”理论相抵触的问题出发，指出源自欧美的“负责任创新”科技创新理论中有明确的反对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倾向。相抵触的重要原因，是对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的不了解和对于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的滥用。张慧认为合成生物学的道德和伦理争论主要基于生命的构建、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以及有目的选择和安全性的风险，需要从政策层面、哲学层面、理论层面进行规约，在“预防式原则”下提出中国的本土化治理方案。韩玉德从器物知识的角度考察瓦特改良蒸汽机，从瓦特同布莱克、罗比森和博尔顿等人的书信解读瓦特的工匠精神，构建瓦特的智识网络，对新一轮科技革命酝酿期的中国提供启迪。 闭幕式由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成素梅主持，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维复教授作会议总结，他表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意义深远，研讨会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哲学研究的结合提供了重要思路，研究者们依然需要持续思考哲学是什么，技术哲学是什么，思考研究领域在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生长点，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的关系和发展道路。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1期要目 （2021年1月18日出版） 语义反实在论与弗雷格—吉奇难题………………………………………………何朝安 葛梯尔问题的悖论建构……………………………………………………………刘淘宁 人工智能改变医学的理性权衡 ——基于MIT/MGH乳腺癌筛查人工智能系统的考察…………………张 寒，王锦刚 布加耶夫的“算术化”数学哲学…………………………………………………徐乃楠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技术哲学及其STS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0年10月10日上午9点，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大会暨2020年学术年会主会场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隆重举行。10月10日下午14:30，学术年会共十三个分会场在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以及北京裕龙大酒店各会议室正式进行。其中，第四分会场设于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三楼第四会议室，分会场的主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技术哲学及其STS学术研讨会”。第四分会场由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科技与社会专业委员会承办，由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科技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主任、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陈凡教授担任主席，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陈红兵教授担任执行主席负责总体安排和协调工作。10月10日下午的第四分会场会议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由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邓波教授主持。首先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夏保华教授发言，他所作报告的题目是“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技术哲学向度”。夏教授指出，学界通常从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的维度去把握《自然辩证法》，但较少从技术哲学维度把握《自然辩证法》，原因在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并没有系统讨论技术的思想。由此便有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长期被忽视但又非常基础性的问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否能够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学理根据。夏教授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同时指出揭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技术哲学向度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其一，要有整体主义的视角，有意地带着技术的眼光去对相关文本进行整体性的阅读；其二，需要区分科学与技术，对恩格斯科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变成对恩格斯技术思想的研究；第三，要有观念史的视角，技术概念的广泛使用是在20世纪下半叶，因此，尽管恩格斯没有直接大量使用技术概念，但不能认为没有讨论技术。 接着，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的张涛博士带来了“恩格斯的莱布尼茨研究之研究”的报告，系统梳理了恩格斯的莱布尼茨研究工作。张涛指出恩格斯的莱布尼茨研究主要围绕微积分发明权之争、“活力论”之争和蒸汽机发明权之争这三场争论展开，研究视角非常敏锐，同时又依托于前沿文献和原始文本，符合当代国际莱布尼茨学界的研究标准，体现出一种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 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建设教授作了“从恩格斯‘自然报复论’到习近平‘两山论’”的报告。王教授指出“自然报复论”是恩格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遗产，至今依然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恩格斯对于“自然报复论”的论述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对抗性矛盾。王教授同时又指出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观念是其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处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就是要实现经济生产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王教授从经济与自然的关系分析了恩格斯到习近平的生态思想发展演变过程，深入阐述了其内在逻辑演进径路。 随后，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万长松教授针对此次新冠疫情作了“敬畏就是距离感——防疫期间重温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的报告。万教授指出“自然报复论”是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此次新冠疫情正是自然界以特殊的方式展开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认为人类要实现目的与历史结果的统一，需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因此，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在疫情之下凸显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更为防疫长效机制提供了哲学基础。万教授最后对防疫机制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了预防与控制是防疫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 第二部分由科技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健教授主持。首先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潘恩荣教授作报告，题目是“人工智能工业革命重构中国社会的机制——基于社会人工物的设计哲学的探索”。潘恩荣教授认为，恩格斯是最早对工业革命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其核心主张是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重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制度重构为资本主义。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重新设计了工业革命重构社会的理想目标——共产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在马恩看来，工业革命重构社会的预期结果是可以再设计的，工业革命重构社会制度的机制是资本、技术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如何达到预期结果的过程。这种“设计哲学”思路为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工业革命重构社会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永忠教授作了题为“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科技公正观及其当代视野”的报告。吴教授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直接关涉着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分配和享有，也必然面临着公正框架的审查和规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不公正的科学技术现象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他们总结并指出了实现科技公正的有效途径。吴教授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对科技公正的讨论，沿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实践道路，可以合理地总结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公正观。这种科技公正观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公正观的中国化的历史实践。 随后，来自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光耀博士讨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技术与人的关系模式问题。王光耀认为，技术史即是人类史，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给出的论断。在手工业技术时代，技术作为实现人的需要和目的的中介，是在“手段”和“工具”的范畴中得到思考和界定的。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主导性的劳动资料从手工业工具转化为机器，人的活的生命变成了机器体系的有机器官，人的时间不得不隶属于机器的有规律的、连续的、机械的时间。在后工业时代，技术与人的关联模式开始具有了崭新的形态。数字技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无数毛细血管中，成为了决定着一个人接收到什么、与什么样的信息和产品产生关联的普遍的运作机制。 接着，来自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邬桑博士进行了题为“智能化信息时代的集体责任新特征”的报告。她提出，信息时代所展现的新特征要求人们对集体责任观进行再思考：首先，集体具有承担认知的责任；其次，集体作为为信息、权力与注意力经济的主体，应为所造成的事态承担责任；第三，集体在智能化信息时代需要承担多能动者的联合责任；最后，分布式道德责任成为常见的集体责任形式。在报告的尾声，她以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认为当下美国“新冠”疫情中的集体行为，深刻体现了集体责任在智能信息化时代中的变化。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曾点博士指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深刻地呈现了现代语境中科学技术与社会交融一体的复杂关系，从而为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空间。他以“面对COVID-19，STS能做什么？”为题，以“跨国STS研究中的COVID-19”项目与《健康社会学评论》杂志的COVID-19专号为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STS研究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学术行动，借以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从公共卫生治理、科学研发机制等多个方面对STS研究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10月11日上午9:30，第四分会场的学术会议继续进行。上午的会议由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王金柱教授主持。首先作报告的是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文范教授，他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郑教授指出，当代哲学基本问题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范式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范式更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表现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思维属性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一个维度。一部哲学史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史。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常态”和“非常态”的矛盾，一方面，是非常态如何决定常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常态如何间接进入非常态的问题。在作出这一番学理性说明之后，郑文范教授用这一范式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类的教训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接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武青博士就当下应用广泛的“防疫健康码”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了题为“从防疫健康码看技术创新的平衡之道”的报告。她认为防疫健康码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有效回应了人员管控与人员流动之间的矛盾困境，在中国政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这一案例的深入反思中，她强调，面对社会管理中所遇到的突发状况，技术创新在本质上是在寻求一种应用上的平衡，创新的平衡性可以被多种理论所支持，并通过创新在现实中被表达出来。 扬州大学哲学系的赵墨典博士作了题为“苏格拉底和智者对“τέχνη”（技艺）的不同理解及其意义”的报告。他认为，正是智者与苏格拉底对“技艺”理解的差异，让“技艺”成为哲学的重要话题。智者将“技艺”视作一种基于感觉的能力，能够对“现实”做出判断、给出对策并寻觅操作的适当时机。苏格拉底则认为“技艺”是“知识”，是对目标的通晓和熟知，也是对知识体系的信仰与实践。他进一步指出，智者和苏格拉底“技艺”的观念分别显示出“艺术”和“技术”的意义，而在“技艺”观念的变化中，理智化、科学化的“技术”意义逐渐显现，非理性、创造性的“艺术”意义逐渐退却，“技艺”的两种哲学意蕴渐行渐远。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孙昊鹏同学从最新发生的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出发，作了题为“大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出场’和‘缺场’”的报告。他认为大数据在传染病防治、辅助决策、追踪密切接触者，优化防疫物资配置以及维稳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孙昊鹏同学指出，大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预警、防控以及公平性方面的缺场，使得我们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后，孙昊鹏同学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提升社会主体的数据素养、加强数据共享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来拓展大数据的“出场”的路径。 随后，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兵教授从认识论、伦理和审美三个维度出发，解读了“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真、善、美意蕴”。陈红兵教授指出，新时代工匠精神既是人类意图掌握未知事物的原欲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的善的广延和美的追求的体现。在对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研究中，需要注意，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性进步和生产模式的改变，新时代工匠与古代工匠对于真、善、美的寻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因此，既需要把握传统工匠精神与新时代工匠精神在内核上的相通之处，也需要揭示二者之间随着工业革命而带来的巨大不同。 最后，因故未能来到现场的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牧然教授委托陈红兵教授作了“论文化、网络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报告。毛牧然教授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以及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理论出发，指认出科技、经济文化会推动狭义的人文社科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而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科技、经济文化和狭义的人文社科文化提供了价值导向和发展动力。 至此，第四分会场的学术报告就全部完成了。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家就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的“工艺学”概念的翻译问题、“技艺”与“技术”概念的观念史变迁、新冠疫情中的技术应用与伦理反思、新兴技术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以及技术哲学学科的未来研究方向与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交流与讨论。最后，陈红兵教授对第四分会场的讨论作了总结发言，认为第四分会场进行了自由而真诚的学术讨论，同时也表示，继续传承优良的学术传统，开拓自然辨证法事业的未来发展道路，应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者与工作者的自觉意识和历史使命。 （陈红兵、王光耀 供稿） “恩格斯与科学精神、科技伦理、科技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0年10月10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大会暨2020年学术年会第五分会场“恩格斯与科学精神、科技伦理、科技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分会场由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会议的主题是“恩格斯与科学精神、科技伦理、科技文化研究”。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20余所大学、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研究生们出席了会议。分会场主旨报告由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主持。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复旦大学王国豫教授、清华大学刘立教授、中国社科院段伟文教授先后发言。杨怀中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恩格斯的科技文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杨教授指出恩格斯是自然辩证法的开创者，他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文化研究也极其深刻。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过程，通过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文化特性以及科学技术与人文等层面考察科学技术及其文化问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技文化思想。恩格斯科技文化思想在西方科技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对当代中国科技文化的理论架构与实践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国豫教授针对“精准医学的范式转变伦理意蕴”展开了精彩的论述，王教授首先回顾了医学研究从早期的经验医学、到基于实验科学的循证医学再到基于数据的精准医学的研究范式的历史演变。王教授在分析了这三种医学研究范式的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精准医学作为一种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新型医学的特征，指出精准医学的研究主体不仅包括研究者、医生，而且也包括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精准医学中的受试者和数据提供者（比如通过各种可穿戴设备进行健康管理的公众）以及人工智能能动体；研究客体也不仅仅是病人的感知或疾病的症状，而是将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对基因、分子信息或功能进行分类、诊断和治疗上。王教授认为研究的路径从对疾病的诊治提前到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管理，她指出这一转换忽略了疾病的文化内涵，虽然是考虑了环境与行为对人的影响，但其本质并没有摆脱还原论的窠臼，对知情同意等传统的伦理规范也提出了挑战。刘立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国家文化对创新的影响：多国比较实证研究》，刘教授指出国家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如何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刘教授提出了一个实证研究思路，并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即：用 HOFSTEDE 对国家文化的多维度测度（包括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维度），以及GELFAND（2011）和UZ（2015）关于社会文化紧密度和松散度（tightness/looseness）的测度，表征一个国家的文化指标。用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表征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通过初级的或高级的相关性分析，考察国家文化的单个指标或复合指标，对创新能力影响的显著性。刘教授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总体上讲，具有松散型和个体主义特征的国家文化，有利于创新。但是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未区分技术创新和科学创新、渐进性创新和激进性创新。段伟文教授围绕着“构建稳健敏捷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框架”主题展开了讨论，段教授指出，在各国纷纷提出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战略的同时，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与治理也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鉴于不同区域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很难构建单一的全球性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框架。中国在总体上对于人工智能为经济、社会、企业和个人福祉带来的积极影响更加乐观，但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并非虚构，普通用户在享受各种创新便利的同时，难免对个人数据滥用、算法决策的不透明心存疑虑，开发者也会担心伦理缺位会使其为由此带来的风险付出高昂代价。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开始从观念走向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如何针对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稳健可行的伦理与治理框架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所必须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五分会场的第二场报告由武汉理工大学的杨怀中教授主持。东北大学的朱春艳教授关注了《恩格斯自然观的历史向度》，她从四个方面来阐述恩格斯自然观的历史向度，包括恩格斯在对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观察中开启自然研究、恩格斯在长达八年的“脱毛期”和对杜林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系统的自然观、恩格斯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系统思考中逐渐提升自然观、正确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马恩对立论”的观念，辩证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忽视态度，不仅要从整体上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史，还要客观分析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特点。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宏伟教授做了以《自然辩证法：问题争辩与未来发展》为题的报告，他认为围绕“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争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是否赞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二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然观上有无原则分歧，三是辩证法是否适用于自然界，四是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与未来发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新时代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必须承继自然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社会需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自身定位与未来发展。山东大学的马佰莲教授探讨了《习近平关于科技界学风建设和诚信建设重要论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七大方面：第一，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培育深厚的自由探讨和批判精神的学术气氛。第二，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是科技工作者成长和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尊重科学的自主性，突出科技工作者的主体地位。第四，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第五，“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是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度量衡”，以优良的学风净化社会道德风气。第六，弘扬科学精神，争做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第七，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东北财经大学的徐祥运教授以《基因编辑技术的社会影响——设计婴儿事件两周年再探》为题，从伦理学、法学及社会异化理论视域下探讨了基因编辑技术及相关事件，并阐述其社会影响及消解基因编辑技术负面影响的途径。长沙理工大学的易显飞教授以《新兴情感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其治理》为题，探讨了“情感增强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类的情感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而可以达到“增强”的目的。相关分析大体上分为微观和宏观两条进路：前者主要是分析个体层面的人文风险，包括对人的自主性与同一性问题的威胁、对情感发生学基础的挑战、情感人格的趋同化问题和情感生活的简单化问题等；后者则是阐发情感增强技术带来的社会整体层面的人文风险，包括技术安全性问题、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宗教问题等。情感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不仅要从情感及技术本身的属性展开讨论，还要结合技术产生发展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背景，尤其是从人类面临的文明风险等方面入手。 第三场报告由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宏伟教授主持。武汉理工大学的夏劲教授以《疫情科技信息传播的文化反思》为题，从观念文化的角度审视新冠疫情信息传播受阻事件，分别反思疫情科技信息传播管理者的观念文化、疫情科技信息发现者的观念文化和疫情科技信息受众的观念文化。华南理工大学的闫坤如教授做了题为《“健康码”伦理问题分析》的报告，闫教授首先介绍了“健康码”的发展历程、分类、工作原理和“变色机制”，闫教授认为“健康码”的生成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身份困境、隐私边界、数据权利和数据治理这四个方面的伦理问题。其中，闫教授重点分析了“健康码”与个人隐私、数据权利、公共治理这三个方面的伦理问题，并提出了“健康码是否值得保留”的深度讨论。北京科技大学的潘建红教授以《马克思恩格斯科技伦理思想的三重维度》为题，探讨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科技伦理规范及科技发展伦理，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科技伦理的探讨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现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三个向度，对把握科技伦理关系，明确现代科技伦理规范，促进科技伦理问题的消解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南民族大学的王志林教授以《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现和证实了唯物辩证法及其正确性》为题，认为正确地理解、把握和揭示恩格斯的思想不仅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自然辩证法》手稿和恩格斯及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批判和驳斥那些企图通过否认、误读、污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方法，制造出所谓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这样论调，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制造出所谓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以达到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武汉科技大学的罗天强教授以《恩格斯的规律观及其当代价值》为题，报告了恩格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和事例深刻全面地阐述了规律的本质以及客观性、普遍性、永恒性、条件性和历史性，并认识到人在工业机器中形成新规律。长期以来，人们对规律的历史性以及人对于规律的能动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基于当代规律生成论的理论基础，发掘恩格斯规律观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场报告由东北大学的朱春艳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的潘恩荣教授和孙宗岭博士生以《恩格斯“人-机”关系思想及其智能时代价值》为题，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将恩格斯“人-机”关系思想分为三重维度：以人之四象与机之双面理解“人”与“机”的概念，以时之区分与象之明辨分析“人-机”关系的具体表征，以“哀”之原因与“乐”之方案探寻“人-机”关系的转向路径。基于对恩格斯“人-机”关系思想的扬弃，提出一种基于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有机集成的人工智能的“以人为本”发展模式，以图为中国乃至世界应对智能时代的“人-机”冲突、复归“人-机”和谐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浙江工商大学的王绪琴教授以《过程哲学与自然的返魅》为题，探讨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创立基础和本质，并基于当前世界性的生物灾难和环境提出要重新考量和重视自然“神性”和返魅的问题。黄冈师范学院的石国进教授报告了《全球治理背景下技术理性的社会主义建构》，基于全球治理中的技术理性，探讨了技术理性社会主义建构的可能性、可行性及文化路径和实践路径。 10月10日晚，第五分会场以“科技伦理”和“科技文化”为题，分别举办了两场报告会。科技伦理分会场重点围绕新兴科技的伦理问题展开讨论。大连理工大学的郭菁副教授以《基于人机联合行动体的责任归因》为题，说明了在具有关系性、交互性和动态性的人机联合行动中，行动的原因既非仅出自于人，也非仅出自于机器，而是出于人机联合行动体。因此需要按照人机联合行动的特征，建构超越实体形式、区域分布、动态生成中的人机联合责任体，共同承担联合责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刘俊香副教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小睦医生和岳强医生以《人工智能在整形外科的应用及伦理思考》为题，结合具有代表性的整形外科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和阐述了整形外科人工智能在“美容整形的认识与应用、隐私保护、责任厘定”三方面的伦理思考，并指出应合理认识美容整形并坚持人道主义应用、重视数据的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明确人工智能使用过程中的责任厘定，使人工智能更安全、有效、公平地回击更多人。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卫副教授以《“道德物化”中的自由问题》为题，探讨了“道德物化”的基本思路及其与“自由”的关系，并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视角对“道德物化”中的“自由”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澄清当前“消极自由”语境下“道德物化”的论证思路合理性及其局限性，阐明作为“消极自由”的“道德物化”的实质及其潜在的深层危险，并在此基础上给出“道德物化”在应用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大连理工大学的晏萍博士以《基因编辑婴儿案例分析：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视角》为题，从负责任创新的视角，分别以“四维度”框架和政府与社会的层面使得基因编辑婴儿向“负责任”的方向发展。大连理工大学的孙慧中博士以《预测大脑与心灵边界的科技伦理反思》为题对预测大脑以及心灵延展、心灵与世界的边界、人与世界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伦理反思。 大连理工大学的谢一玭博士以《责任伦理与权利意识中的主体性问题》为题，以疫情实例为基础，试图通过对“主体性”这一核心概念的讨论，厘清疫情实例中所涉及的“个体自由”与“群体责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西方都需要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重塑个体与群体的合理关系，以此矫正疫情应对措施中的不足，从而构建一个更加符合现代文明精神的和谐社会。北京大学的博士后马诗雯以《合成生物学的隐喻及其伦理意蕴》为题，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透视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认为一些围绕合成生物学的概念性的哲学、伦理学争议与“隐喻”的使用息息相关，正是这些“合成生命”的隐喻带给人们一种非理性的技术“图像”。清华大学博士后张慧以《合成生物学中的伦理问题：挑战、争论与治理》为题，借鉴了“预防式原则”，结合我国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从伦理规约、法律监管、信息透明、公众参与、负责任的创新与管理等几个方面出发，建立了合成生物学“预防式原则”的治理框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后赵岩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处置的公共卫生伦理问题研究》为题，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以及危机处置中的伦理冲突，并科学结合公共卫生伦理原则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处置的伦理建议。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凌昀以《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与伦理问题》为题，从数据化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出发，分析了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何以比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更高的伦理风险，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为什么需要尤为谨慎，以及如果放任伦理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可能会面临的负面后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丁飞以《负责任停滞及其对负责任创新的启示》为题，主张从源头上减少对创新的投入以期带来创新成果影响的可控，并通过这种积累为人类应对危机提供另一种可能。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刘洪佐以《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反思》为题，立足于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考量人之理性的局限性，进而尝试探讨构建合理规制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伦理规范的新样态。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岳兵兵以《人类增强技术伦理研究的“本质论”迷失及其理论突围》为题，认为任何事物的符号表述与功能呈现都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的物质条件之中，增强技术被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行动者—环境交易的一部分，伦理问题及其道德诉求则是所处关系网络中价值博弈与协商的结果。 科技文化分会场重点围绕恩格斯与科技文化、当代科技创新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武汉理工大学的程宏燕副教授以《恩格斯科技文化思想逻辑演绎及当代价值》为题，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基因研究的广泛应用不仅挑战了社会习俗等文化领域，还对城市发展、自然生态、社会价值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综合性交叉问题油然而生。因此，我们必然要用恩格斯的整体性科技文化范式考量当代智能科技下中国科技文化思想的未来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的王飞副教授以《科学精神的行为》为题，基于对自然科学基金网站自2013年来公布的143个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和分类，向人们呈现违背科学精神的各种行为类型，并回答了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什么要向社会公布这些案件以及违背科学精神的行为为什么要被严惩。华中师范大学高杨帆副教授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视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为题，指出人类需要看到疫情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并共同努力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需强化认识、理性判断、积极参与；政府需完善宣传机制、法律机制、监督机制；社会组织需引导失范、勇于担当；全球各国则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华北科技学院薛永红副教授以《大数据哲学研究的主题与趋势》为题，指出数据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不仅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还能拓展研究思路、发现全新问题和研究议题，尤其是被忽视的议题和线索，这种融合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并将FP-tree算法应用于“大数据哲学研究”领域，直观地揭示目前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现状和相关研究路径等。 大连理工大学的李英杰博士以《从布莱恩·阿瑟的技术进化论看技术创新》为题，以布莱恩·阿瑟技术思想为理论基础，选取我国自主研发的超精密齿轮技术为案例，运用阿瑟打开技术“黑箱”的方法来探究超精密齿轮技术实现跨越式创新的过程，不仅能够考察阿瑟技术思想的合理性与可实践性，还有望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路径与方法予以启发。大连理工大学的王文敬博士以《“数据理性”的提出及溯源》为题，认为“数据理性”成为大数据技术下社会理性的全新概括，包括以算法为最高信仰的思维状态，主张以数据处理为最高手段的理性原则，在大数据的获取、处理及应用过程中以数据自由为最高价值目的和价值原则，反映出大数据时代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诞生。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生文茂臣和杨博报告了《个体生活科技化的道德困境及其消解》，从科技化生活导致的道德困境入手，深入讨论了产生困境的成因及其消解途径。 最后，大连理工大学的王前教授和武汉理工大学的杨怀中教授分别对科技伦理分会场和科技文化分会场进行了总结。总体上看，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50余篇，参与发言的有37人，论题聚焦科技伦理和科技文化两个主要议题，充分讨论了恩格斯与科学精神、科技伦理、科技文化的深刻关系及其当代启示，会议发言精彩，讨论热烈。至此，第五分会场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于雪、赵岩 供稿） “自然辩证法与新冠疫情后的哲学治疗”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大会暨2020年学术年会于2020年10月10日拉开序幕。上午，本次大会的主会场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隆重举行；下午，十三个分会场聚焦具体主题展开热烈的学术研讨。思维科学与认知哲学专业委员会承办第六分会场学术会议。本分会场的主题是“自然辩证法与新冠疫情后的哲学治疗”，与会同仁围绕自然辩证法理论之于新冠疫情后的哲学治疗的价值与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孝廷教授出席本研讨会。现择要综述如下：华东理工大学米丹副教授作了题为《西方还原主义思潮与后疫情时代的哲学思考——不确定性下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报告。她指出，西方还原主义思潮自近代延续至今，其总是试图将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纳入一个确定性的线性决定论图景，这一思维模式经历了传统物理主义及生物学自然主义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导致了近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极大增加了当代全球风险因素，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再次体现或暴露了还原主义的弊端。进而，她强调，克服或超越还原主义仍需一种扩展了的自然辩证策略，即主张人与自然是系统整体，生物界根本上具有双重属性，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不确定性或非还原性亦为自然的固有属性，适应并学会在不确定性下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是自然辩证性的内在要求。 河北经贸大学王青原教授作了题为《希腊化时期的灵魂观与哲学治疗》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希腊古典时期对灵魂问题的丰富讨论，具体从“身”到“心”、从“物理”到“心理”以及从“自然”到“伦理”诸问题，从而为希腊化时期灵魂观提供了基础。进而，基于对时代变化的解读，他重点阐述了希腊化时期从皮浪到普罗提诺等人的灵魂思想，特别是对于个体生命的体悟与“安排”。最后从哲学的进路与灵魂观、灵魂的“愉悦”以及个体的幸福追求等维度总结了希腊化时期灵魂观之于哲学治疗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张涛博士在题为《对“疫情使人懒惰”现象的哲学分析及治疗》的报告中，指出“疫情使人懒惰”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自然科学注重采用还原论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解决路径多注重药物干预；社会科学多注重大数据分析，无法给出有效判断；两者均注重从现象关联性的角度予以研究，导致无法切中事实本身。从技术环境论的角度看，“疫情使人懒惰”只是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因为人们失去了早已习惯的技术系统。因此，要医治这种“懒惰”行为，要么是尽快恢复以前的技术系统，要么是加入或重建一种新的技术系统。 洛阳龙门海洋馆董事长丁宏伟博士的报告题目是《博物学与现代性的困境》。他指出，现代人的生存是非博物性，丧失了生存本身的丰富性、本真性，由此深层次使得人们坠入现代性的困境。他以农业博物知识为例，阐释了博物性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展现了一种基于博物学走出现代性困境的路径思考，从而让人们在博物中疗愈单调乏味的生存、生活、生命，最终真正回到其本身，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博物学以及博物性的生存本身具有哲学治疗的功能，如回归自然、熏陶心灵的自然治疗。 北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徐源以《智能社会中人的伦理困境与哲学治疗》为题作了报告。她指出，当代科技飞速发展并具有了社会性特征，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了社会技术化与技术社会化的总体特征。而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主要包括从基础观念上对机器智能的本质性的追问，到应用领域人工智能可能造成人的失业问题，再到目前初级智能社会我们已然面临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泄露问题，以及诸如自动驾驶安全性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人类在高技术的社会生态下产生了群体性焦虑，技术的伦理与边界成为时下热议。进而，她基于哲学治疗的视角，在解释人、自然、社会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对人的技术生存焦虑的哲学治疗模式，即人、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单向循环到双向循环，以因应智能技术背景下的伦理困境。 中国政法大学王政博士的报告题目为《新冠疫情后，重建自然与心灵的秩序》。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和社会中各种风险因素的增加，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突如其来的例外状态时，人们很容易陷入彷徨与盲从，进而在疫情期的长时间隔离状态下陷入焦虑的泥淖。要找到这种心灵失范状态的现代病根，可以综合多元古典智慧以在精神的内向性层面寻回作为自然生命有机体的共存栖息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黄传根以《后疫情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立足有机自然观》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后疫情时代”必须重温与阐释各种有益的思想与智慧，以更好地启迪人类在诸方面深度革变“处世”方式，以适应“后疫情时代”的现实且客观的呼求。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为核心的自然辩证法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界自身所蕴含的辩证性，彰显出一种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基于有机自然观重塑“人与自然”有机关系，急需重视人之自然属性的有机性、系统性；急需在本体层面申明人与其他自然物之地位同等；急需人类作为“类”的整体反思与觉醒。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孝廷教授最后做了总结讲话。他肯定了本会场围绕会议主题所进行的热烈且充实的研讨，强调了自然辩证法理论对于当前大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哲学治疗”学术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学界同仁投入更大精力作更为深入且细致探讨。为此，他特别针对当前中国大陆“哲学治疗”研究的现状，指出了急需在相关思想的梳理、治疗形态的揭示、基础文献资料的准备以及可能的实践性路径的拓展等方面，深入推进“哲学治疗”的研究。这不仅仅使哲学走入生活、贴近现实、关注主体，更是多哲学之本真的思考与探索。而思维科学与认知哲学专业委员会，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志趣契合度，应该且能够在此领域作出自身更大的学术贡献。最后，他期待思维科学与认知哲学专业委员会创新组织形式，凝聚学术力量，开展更多丰富且高质量的学术活动。 第三届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社会（STS）学术论坛在西北工业大学举办 开幕式上，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建有研究员、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胡志强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教授先后代表主办方和协办方致辞，天水师范学院副校长王文东教授代表下一届承办方致辞。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吴闻川主持开幕式，副院长张云龙主持闭幕式，院长杨云霞致闭幕词。 陈建有副书记致辞指出，今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在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节点，人类不仅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威胁，还要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基因编辑、3D打印等颠覆性技术的挑战。面对这一系列关乎人类命运前途的威胁与挑战，本次会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从跨学科、多维度的视角探讨相关问题，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世界的基本精神，又体现了在实践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希望此次论坛的召开，能让师生学习和了解前沿的学术动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本次论坛由一场主旨报告和7场主题报告组成。开幕式后，我国工程哲学家李伯聪教授聚焦大会主题做了《作为一个新领域的“工程与社会”——从STS到STES》的主旨发言。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林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部王志强、《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戴道昆、《福建论坛》杂志社刘君、吉林大学田冠浩、南昌大学钟贞山、内蒙古大学王金柱主持和评论了主题报告。 专家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社会STS”充分地表述了自身的学术观点，多视角、多维度地展示了研究成果。西安交通大学邬焜、大连理工大学王前、中国科学院大学胡志强、苏州大学邢冬梅、中国社科院孟强、南京大学刘鹏、北京工业大学张恒力、浙江大学潘恩荣、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林坚、天水师范学院王文东、兰州大学谢亚洲、内蒙古大学王金柱、南昌大学钟贞山、浙江大学白惠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雨程、西安交通大学邬天启、南开大学博士后赵华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连庆、吉林大学田冠浩、中国社科院王志强，先后就本次会议做了主题发言。西北工业大学的李莉、闫毅、程圩、杨冰郁、曹瑜、张云龙也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与会学者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科技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不同观点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碰撞，在质疑和共鸣中不断地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学者们既有形而上的深思、也有形而下的关注，既有理论问题的解析、也有对实践问题的回应。在会场上，学者们或者开门见山，或者直言不讳，或者雄辩滔滔，整个会议程序合理有序，会议氛围严肃活泼，会议内容充实新颖。工程哲学家李伯聪在学术总结时指出，本届论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相互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与会学者都能够围绕主题畅所欲言，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尤其是相互争论的热烈局面既是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也是后面应该继续发扬的学术精神。 据悉，由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2017年共同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学术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了三届，第四届将由天水师范学院承办。 (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供稿)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举办 2020年10月31日上午9点，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资助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文化高端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图书信息楼9层会议室召开。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主持开幕式，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王震致欢迎词。这次会议由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与，主要围绕人工智能、伦理与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借此契机探讨新时代以科技史、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等为代表的新文科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伦理与文化高端论坛” 中国科学院大学尚智丛教授以人工智能到底能否解决道德问题为开端，指出道德产生的先决条件是自我意识，而认识上的困境体现在缸中之脑思想实验中，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如此。缸中之脑最早来源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主体的存在首先要有自我意识，针对自我意识才能谈论道德。但是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尚未具备自我意识，因此无法谈论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那么，人工智能如何讲述道德问题？人工智能处理人类工作，而人的活动内含道德规范。机器在运行中必然存在着道德规范，而规范设计来自人工智能背后的编写者。那么到底预设怎样的道德？伦理学家进行多方讨论，宗教道德难以应用，世俗标准成为选择。如果出现问题，即使用功利主义标准，那么大多数该如何定义？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其发展而不同，目前是限定在群体价值上，而现在所追求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限定群体价值。因此，当谈论人工智能道德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将程序编写者都认可的道德写入人工智能。 上海交通大学杜严勇教授以人工智能向何处去为问题开篇，从政府、技术、公众、关系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述如何构建友好人工智能。具体而言，在政府层面，社会管理制度的发展进步。首先应加大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研究；其次是努力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三是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的监管与调控。在技术层面，首先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与稳健性；其次是人工智能算法、数据的公正性与透明性；第三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性化、伦理化研发与设计。公众层面则需要做到观点的调整与前瞻性准备。第一是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第二是人工智能威胁论及其克服；第三是思想观念的调整。在关系层面则需要做到伦理与法律的与时俱进。若是能做到如上四个维度则可能实现友好的人工智能。 北京大学周程教授提出，如果人工智能、科技史和哲学（科技哲学）都是一级学科后将会发生什么？学科门类的解决、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问题、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大发展，这些都是我们将面临的情境。首先是人才培养的问题，若是依靠现在的人才培养机制能否满足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学院的建设是否需要？人工智能是一个典型的理工与人文互动的交叉学科。那么，当务之急是提早布局人才培养。虽然很多学科人才培养过剩，但是人工智能是一个新学科，那么对此人才需求量是会增加的。第三，人工智能学院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需要厘清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如果还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很难发展，需要学界进行清晰的界定。在如何实现人工智能上，直指方法论的问题。第四是如何开发人工智能，资源如何配置，这是政策问题。第五是如何应用人工智能，这是价值论的问题。对于我们而言，现在需要解决定义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来回答的，否则人工智能无法走得更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徐飞教授认为，从应用的角度看AI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一种高新科技。在医学领域，AI的技术正陆续在智能诊断、医学影像、数据挖掘、药物研发以及健康管理等多个方面被广泛应用，给医生和患者带来效率和便利，但同时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为突出的还是AI与人类智慧的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导致的种种理论和实践难题。徐教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体能、技能与智能；医学AI中智能技术的由来；医学AI未来能否取代医生；医学AI的哲学审思；走向人机一体智慧医疗新纪元。徐飞教授认为，医学AI作为人类智能增强性技术，本质上依然具有工具的性质。在大力发展医学AI的同时，同步关注技术方案、应用规范的伦理考量，及时开展技术风险及预期治理的哲学反思，将成为AI健康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斌教授认为，目前对人工智能的讨论更多的脱离现实情况从而进入一种科幻情况。因此从“不对称性”概念的引入来解决科技与伦理问题。为什么要引入这个概念，引入这个概念后是否存在不对称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于科技的发展造成的。由不对称战争引入不对称的概念，然后从科技助力形成的三对不对称的现象展开，分析科技与伦理出现不对称的现象，最后提出利用不对称解决科技伦理的建议。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教授认为，智能革命已使人类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不在于有多么的不同，而在于相似性。智能革命的发展最终将会对工业文明釜底抽薪，成为工业文明的掘墓人和智能文明的缔造者。智能文明将是社会与技术高度纠缠的文明，也是深度拷问人类本质特征的文明。我们只有辨明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特征，才能有针对性地出台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约束机制和有效治理的全球标准,才能守护人的底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把曾经在工业时代位于边缘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置于智能文明时代的中心，而未来智能社会的重建充满了对人类智慧的更加严峻的考验。 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认为，随着近几年大数据的兴起, 数据挖掘技术以及算法的迅猛发展, 其潜在商业前景不可限量。时至今日, 我们尚无法准确研判大数据革命对于人类的存在状态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但至少在其早期应用中已显露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 整个社会已经开始逐渐感受到大数据对国家安全与个人生活的侵入以及权利的侵蚀。为了便于讨论，李侠教授对最近涌现出来的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杀熟现象做了细致分析，指出：任何商家的算法通常都标榜：客观、中立、科学。然而，公众无法检验算法，它完全不透明、也从不受外界审查，我们不知道算法里预设了什么样的偏见与歧视。所谓的“杀熟”就是歧视性定价。基于这种现实引发三种矛盾：矛盾1：算法不透明VS人越发透明；矛盾2：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低VS算法通过小恶的累积，大概率杀熟；矛盾3：个体追责成本高VS算法违规成本低。期望通过生活中的一个常见视角，探讨在新技术面前人类的处境以及可能的解决措施。李老师提出完善与充实治理算法的政策工具箱是该行业进入规范与有序发展的当务之急。总之，对于算法的治理到了从政策引导、道德规训到出台法规三管齐下的时候了，这也是一个逐渐调整、相互支撑的治理过程，在此基础上各种基于大数据的算法的应用才是合规的。 长沙理工大学易显飞教授认为，“新兴增强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他在归纳学界对“技术与人文”的五种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指出，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EET)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的情感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而可以达到“增强”的目的,对其界定可以解构为关于情感内涵和范围的界定、关于“治疗”、“预防”与“增强”三者之间界限的划分以及会聚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下EET所包含的核心技术要素。当代新兴EET大致可以划分为医药技术型、基因工程型、纳米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植入技术型、复合控制型等六大类型。与传统情感增强技术相比，当代新兴EET具有“前提的预设性”、“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功能的逾越性”、“工具的植入性”、“技术的会聚性”以及“人的深度科技化”等特征。上述特征的出现，体现了当代新兴EET已经呈现出新的“技术范式”，呈现出全新的“人文问题”。他认为，与传统增强技术完全不同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使人类增强自身的能力得到根本性提升。但鉴于其现存或潜在的各种人文风险，我们应以一定的人文标准作为参考系，合理引导人类增强技术朝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方向发展，真正造福人类。 此次会议的上半场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教授主持；下半场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闫宏秀教授主持。会议过程中，在座的专家学者对每场学术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期待为建设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最后，李侠教授致闭幕辞。在与会代表的掌声中，“人工智能、伦理与文化高端论坛”顺利落下帷幕。 朱训地学哲学思想暨《我的七十年》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原地矿部部长、中国地质大学首任校长朱训，辽宁省委原书记、原地矿部副部长张文岳，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赵文津，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主任程利伟，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原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彭齐鸣，以及来自全国政协办公厅、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矿业报等有关单位代表和社会人士70多人参加座谈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向大会发来祝贺，预祝会议圆满成功。会议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党委书记、地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王鸿冰主持。 与会的领导与嘉宾认为，朱训同志在长期的地质找矿实践和地质管理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哲学的高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找矿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矿产勘查结合起来，创建了找矿哲学这一新兴的学科，提出了阶梯式发展理论，把地质找矿引向运用哲学科学理论指导找矿实践的新阶段，形成了系统的地学哲学思想。2019年，应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邀请，朱训同志撰写了回忆录《我的七十年》，并于今年朱训同志九十华诞之际正式出版。《我的七十年》回顾了朱训同志大半个世纪的人生道路，记录了他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共和国部长的奋斗经历。 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马俊杰向朱训老校长赠送了纪念证书，并表达了全校师生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孙友宏在致辞中向朱训同志九十华诞表示祝贺，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孙友宏说，朱训同志在1987年领导成立了中国地质大学，并于1988年至1994年间兼任首任校长，此后，地大始终保持着上升、前进和发展的态势，这其中凝聚着老校长朱训同志为学校各阶段建设的艰辛努力和巨大贡献。今年六月，学校成立了自然文化研究院，将积极开展与自然文化相关的专题研究、集成研究、系统研究，构建自然文化的育人体系，培养新时代具有新自然观、新生态观和新文化观的高水平人才。孙友宏指出，我们要秉承朱训老部长、老校长的殷切期望，大力支持地学哲学研究所的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为全国地学哲学研究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贡献力量。 在主题发言环节，辽宁省委原书记、原地矿部副部长张文岳，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赖旭龙，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原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彭齐鸣，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地学哲学委员会主任程利伟，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等嘉宾先后发言，回忆了作为老下属、老同事、老朋友与朱训同志共事的经历，交流了学习朱训地学哲学思想的感受和体会，高度评价了朱训地学哲学思想在地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朱训同志的尊崇和敬佩之情。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在发言时表示，地学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研究地球科学哲学问题的专门学问。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概括地球科学等规律和理论，为地学研究提供理论、思维、原则和方法，是地质人开展地球科学研究的基本遵循和有效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地学哲学创始人朱训同志的推动下，地学哲学蓬勃发展，从找矿哲学、就矿找矿到阶梯式发展理论，地学哲学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前瞻性、实用性，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广大地质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地学哲学运用到推动地质事业转型发展的实际工作之中，支撑地质事业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 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地学哲学委员会主任程利伟在发言时表示，朱训同志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就矿找矿”理论，到80年代构建“找矿哲学”体系，进而上升为“地学哲学”，再到近年来形成“阶梯式发展”理论框架，长达60年的探索演进。如果再加前10年的知识奠基和科学实践探索，一共是70年。朱训同志这70年是朱训哲学思想萌生、探索和形成的70年，总体呈现出从实践到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历程，恰似从一个台阶上升到另一个台阶，诠释了“阶梯式发展论”的真谛。朱训哲学思想有力推动了地质矿产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矿产资源形势异常严峻的当前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文史出版社副总编辑段敏介绍了《我的七十年》一书的出版背景与过程。中国地质大学原党委书记毕孔彰在发言中代为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的书面发言稿。中国矿业联合会原常务副会长、原地矿部矿管局局长郭振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程冠军，原地矿部国际司司长汪熊麟，原地矿部矿管局局长何贤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欧阳志远等嘉宾纷纷发言，畅谈对朱训地学哲学思想的认识与学习收获。 九十岁高龄的朱训同志在讲话中说，今天能与新老朋友相聚特别开心，衷心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大家对地学哲学研究的关心与支持。 会后，与会人员与朱训同志合影留念。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