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通讯2020第4期229 |
| 2020年-06月-03日 |
目 录 --学术活动-- 灵峰山庄论“剑”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首届人工智能与新工业革命论坛”综述...1 新时代科技文化前沿问题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第九分会场会议综述..................7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视阈下的化学实践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第十分会场会议综述................13 --各地消息-- 董光璧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言记录(一)..............................................................17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九次会员大会 暨理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会议隆重召开..............................................................28 --通知通告-- “动植物疫情与科学•文明”研讨会会议通知(第一轮)..........................................30 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重大疫情——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第18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会议会议通知(第一轮)...............................................32 责任编辑：朱欢欢 2020年第4期 总第229期 灵峰山庄论“剑”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首届人工智能与 新工业革命论坛”综述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在习近平关于新工业革命重要论述的精神指引下，贯彻《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的宗旨，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工智能省部共建协同中心(浙江大学)、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工业设计系和浙江省之江青年哲学政治学组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协办的“首届人工智能与新工业革命论坛”于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在杭州浙江大学圆正·灵峰山庄召开。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潘恩荣教授担任本次论坛的主持人。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共有来自全国30余位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高校师生积极地参与了此次论坛的交流活动。论坛共有18场报告和一个圆桌讨论，每场报告均为30分钟汇报和讨论时间，报告内容涉及科技与社会、效率设计和伦理设计、自动驾驶、使用伦理和设计伦理、人工智能认识论与教育等多个领域。 16号上午，“首届人工智能与新工业革命论坛”开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自然辩证法研究》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教授致辞。董春雨对于科技哲学在最近的论文评比中落选表示遗憾，也希望同仁们对此进行反思，即如何能够让科技哲学在学界树立重要的地位。董春雨鼓励学者们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真问题沉下心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最终必有所收获。 第一场论坛主题是“人工智能与新工业革命：科技与社会”，先后有三位学者进行了主题报告。浙江大学潘恩荣教授做了题为《智慧集成与反身性资本重组——人工智能时代新工业革命的发展动力分析》的汇报。潘恩荣指出，《资本论》中描绘的技术集成与资本重组方式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都有所变化，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时期，技术集成与资本重组方式呈现出反身性方式，放弃传统工业革命追求“速度”转而追求对“度”的把握，新工业革命既可保持一定的生产速度和资本的增殖效率，也可促使新工业革命在社会可接受度范围内，涌现出“智慧”新特性。在交流环节中，学者们围绕着“是否真的存在智慧集成现象”、“是否真的能够达到适度降速的效果”、人文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圈子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 四川大学王彬彬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机器进化、工业革命与智能工业》。他提出智能工业化“为何”和“何谓”的问题，同时，在分析了前面几次工业革命的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降临。王彬彬从定义的角度分析了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实现剩余价值，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智能工业时代和马克思工业时代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在提问环节中，王彬彬就“智能工业是否属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案例”展开了相关的阐述。 东南大学夏保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新科技革命的技术转型前景》。夏保华提出并诠释了技术转型的相关概念，阐述新科技革命技术转型的潜力，从智能革命、“人成之为人”的第二次过程、体能革命与智能革命的关系以及创造类人革命等方面进行深入地论述。与会学者就新科技革命与中国自主创新所带来的使命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16号上午第二场论坛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效率设计和伦理设计”，先后有四位学者进行了主题汇报。安徽大学陈发俊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老年智能产品的应用前景与伦理问题》。陈发俊阐述了老年智能产品的技术基础，对其用途和类型加以归纳，挖掘其存在的伦理问题，探讨引发这些伦理问题的成因，即科学认知局限性、技术中介性和社会治理措施滞后性。据此提出对应的防范性对策：在一般技术层面预测老年智能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加强技术人员的伦理培训，从技术中介视角考察老年智能产品对人们决策可能产生的伦理影响，做好技术设计环节的防范性措施;制定并完善高科技产品应用的相关社会治理措施。众学者聚焦于算法、数据隐私等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苏令银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安全与伦理的争论》。苏令银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特性加以提炼，归纳出目前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所持有的3种不同观点，即严格禁止发展、不应发展和应发展但要管控。在他看来，应通过国际分工的方式来达到有效性管控致命性武器的目的。学者们围绕着军事领域是否存在着伦理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西安交通大学讲师王亮博士报告的题目是《跨文化视角下人工智能体的伦理设计何以可能》。王亮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次，从伦理价值基础、伦理共识、设计师的伦理责任、人工智能体的内部道德决策机制四个方面回答了跨文化视角下人工智能体的伦理设计的可能性问题。学者们就设计师的主体性、算法、中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机器认识论何以可能?》。董春雨认为，由于机器和认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从而使得机器认识论得以成立。在分析人类的劣势、机器人优势的基础上，指出机器认识具有主观性、不透明性、多层次性等特性，初步地建构机器认识论体系，据此认为认识论从人类中心走向非人类中心。在交流环节中，与会的学者们就机器人是否会产生独立的心理及其情感意识甚至形成机器心理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6号下午第三场论坛的主题是“自动驾驶专题”，先后有四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东北大学郑文范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人工智能视域下创新与创业教育》。郑文范联系恩格斯的相关理论，认为作为人脑分化的人工智能属于第三世界——客观精神，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力的基础，分析了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情况。学者们针对人和机器人、物化劳动和象化劳动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浙江科技学院讲师陈熙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工业4.0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陈熙指出，工业4.0意味着从互联网走向了物联网，定制化生产和销售(个性化、多样化)超越了自动化生产(标准化)，而这种定制指的是技术系统对人的定制。但工业4.0也存在着悖论：一方面，生产者似乎变得更加地融合;但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联网更加彻底地定格化、分离化，从而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据此，陈熙提出了一系列未来探索的导向性问题。在座的诸多学者们就如何理解工业4.0生产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相互之间的交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尹松涛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人工智能发展不确定性、风险及建议——基于无人驾驶汽车事故频发的现状》。尹松涛认为，无人驾驶汽车可以被视作AI发展的典型代表，然而却存在着高频率的车祸现象，从而暴露出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据此，尹松涛在梳理了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理性建议。学者们围绕着AI本身的局限性、非技术风险、业界非线性动向以及“快乐”的无人驾驶汽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浙江大学博士后郭喨博士报告的题目是《“电车难题”与“自动驾驶”的技术和法律治理》。郭喨在阐述道德旋钮算法、罗尔斯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制动力学算法的研究，目的在于使得电车的转向程度最小化，并指出了自动驾驶算法的未来方向，认为它是一个更偏向于技术性的问题。学者们对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新式研究算法进行了交流。 16号下午第四场论坛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伦理：使用伦理与设计伦理”，先后有四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中国科普研究所政策室侯蓉英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人工智能“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科技传播伦理价值敏感性设计研究》。侯蓉英指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科技传播本质是技术设计者的伦理价值选择。在诠释“价值敏感性设计”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对于创新的要求是把若干道德属性的功能嵌入到技术设计之中，从而通过新技术的引进带来新的世界状态。众多与会学者们围绕着“如何将西方负责任创新理论融入到中国体系当中”展开了相关的探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后叶斌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叶斌对利益相关者的主体进行了划分，阐述人类要素行动者、非人类要素行动者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利益相关者的网络系统，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的建议。与会者们围绕着企业如何考虑公众的伦理道德以及权衡利益的相关者主体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浙江大学王晓梅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构何以可能——基于芬伯格技术代码方案的探寻》。王晓梅认为，可信任是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内在要求，而可信任伦理规范本身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及其作用。当然，在建构可信任伦理规范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据此，王老师从技术代码的角度分析如何运用突破“设计-使用”的二分法，从而将伦理内置于技术的视域之下。学者们就王老师报告中所提及的公众的定义及其利益代表、技术代码概念等问题展开了双向的问答。 浙江工业大学讲师阮凡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技术批判方法的理论价值》。阮凡阐述了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反思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人文主义和技术建构主义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特点，依次梳理了三代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内容及其存在的局限性，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治理方案面临着同样的现实困境，据此认为应回到马克思主义对技术问题研究的范式中，转向于“技术设计”的“现代性方案”阶段，借助于人文+技术的批判方法即技术构建主义来寻求化解难题的解决途径。与会学者就阮老师所提及的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展开了回归文本的相关探讨。 17号上午第五场论坛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研究”，先后有四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南京农业大学讲师刘战雄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人工智能的三个悖论及其负责任创新应对》。刘战雄指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及其存在的风险，分析人工智能所面临的隐私困境、算法困境和就业困境等多重困境，提出了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创新概念，认为所谓的“全责任”即意味着面对责任的对象，它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责任共同体，应该在其可达到的范围之内积极、共同地履行或承担全部的责任。与会的学者们纷纷提出了怎样基于设计者的视角来分析三大困境、社会失业和就业现状以及怎样将负责任创新和传统的创新定义加以区分等问题和报告人进行了互动性探讨。 浙江科技学院讲师古春霞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从拉图尔的重置现代性到喜影集中的人文情怀》。古春霞基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介绍自己的研究背景，通过喜马拉雅美术馆来阐释人工智能对社会、人类、环境等领域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她认为，人工智能以一种虚拟的逻辑在重置艺术的边界，二者在交互的虚拟中产生更大的叙事张力和空间维度。由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增值内容，让艺术家的创作本身映射出政治、环境、社会、科学的变化，从而让艺术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格局。学者们围绕着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所产生的审美、审丑及其在心理、生理等领域的问题展开了跨学科的思考。 成都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李赫报告的题目是《人工智能对伦理道德的婚姻与家庭影响研究》。李赫阐述了人工智能的概念与分类，归纳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所具有的理解表达能力、感知交流能力和决策处理能力，在基础上对伦理道德的概念加以界定，进一步梳理伦理道德的发展演变。李赫从人工智能对婚姻道德、对婚姻存续道德以及对家庭伦理等多个婚姻伦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展开了研究。最后，探讨人工智能影响下伦理道德问题的成因，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两点：科技与伦理道德的不平等发展以及人类对科技产品的过分依赖。与会学者针对人工智能进阶问题、家庭和婚姻问题以及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解缙报告的题目是《破除人工时代的远虑与近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解缙认为，“远虑”指的是对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担忧，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威胁论，即人类与智能机器的主奴关系在奇点来临后发生颠倒的现象;近忧体现在“资本增值加速”导致人工智能造成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工情况，出现“99%的人类是无用的阶级”问题，从而导致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伤害，而劳动者则受到新型的剥削、脑力的伤害以及失业的威胁。众多学者就该同学中所提出的许多大胆、创新的观点展开了讨论。 最后，浙江大学潘恩荣教授主持了此次论坛的压轴活动——“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教学与研究思路的圆桌讨论。作为首次预备在浙江大学人工智能专业中设置“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必修的伦理课程，潘老师阐述了教材教学大纲计划构想，重点介绍人工智能在伦理理论和工具、网络等领域的应用，挖掘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的问题，阐述安全问题的原理及其相关的技术。其后，与会者们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完善该教材的教学大纲、加强课程思政研究等问题建言献策。最后，潘恩荣教授做总结，本次论坛最终在众多学者们热烈探讨的互动中落下了帷幕。 “首届人工智能与新工业革命论坛”充分地展示了与会学者的最新成果，同时围绕发言人的报告内容进行充分讨论，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甚至不乏尖锐的争议，引发在座与会者的深入思考。本次论坛在梳理人工智能与新工业革命最新发展动向的同时，对其中可能的社会伦理安全问题进行了多重视角的考量，为“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潘恩荣、李浩俊 供稿) 新时代科技文化前沿问题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 第九分会场会议综述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学术年会第九分会场于11月3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各地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同仁围绕会议主题“新时代科技文化前沿问题研究”及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现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及成果综述如下： 一、科技文化演进与前沿走势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进化及现代蕴涵》的报告中提出，科技文化是一种源于科学技术的文化，从科学技术到科技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科学技术向社会扩散的过程。生成于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科技文化总是依托于一定的文化背景的。文化背景不同，所培育的科技文化也就不一样。古代科技文化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交流，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近代意义上的科技文化源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在多元科技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具有新质的科技文化逐步生成;如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生态科技文化也应运而生。科技文化进化既坚守着内在的伦理精神也彰显着外在的伦理智慧。科技文化的现代蕴涵主要包括科学技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社会建制与支持体系、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及其社会应用以及科学技术传播及其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科技文化的现代蕴涵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上，即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坚持科学的科学技术思维方式;科技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作为科技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引导科学技术发展及社会应用、协调科技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科技文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建制化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科学技术社会建制的合理性;科学技术知识的广泛应用使当今时代物质的极大丰富，科学技术传播及其运行机制成为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在题为《走向第三种科学哲学》的报告中提出，传统的科学哲学和“另类的”科学哲学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前者属于“知识论”的研究范式;后者则属于“文化论”的研究范式。二者的共同缺陷和偏颇是,都没有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其结果是，前者切断了科学知识的文化之根来理解科学，变成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科学哲学;而后者则切断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变成一种没有科学内涵的科学哲学。要使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现有的困境，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关键是，要在二者之间构建一种既不同于知识论又区别于文化论的研究范式，即“科学文化论”的研究范式，从而走向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另类的”科学哲学的第三种科学哲学，即“科学文化哲学”。科学文化哲学将不仅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现二者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达到新的综合，而且最大限度地克服和纠正二者的缺陷和偏颇，从而实现新的超越。 中国科学院大学袁江洋教授在题为《科学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科学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报告中提出，近20年来，科学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受到科学史、科学哲学、科技管理、科学传播(科普)等多学科支撑的研究热区。科学文化是世纪之交中西文化整合的一个新方向，斯诺基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对立提出整合两种文化的构想。在第一次中西文化碰撞中科学是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工具性的要素而进入中国的;19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第二次大碰撞，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创新驱动”等概念先后提出，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演化为科技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辉煌进步，却并未促使中国文化建设跟上经济进步的步伐，反而衬托出文化更新上的严重滞后。近20年以来，人们在反思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分裂现象、反思斯诺论题时，出现了沟通科学与人文之共识，但在这种一般性的“共识”之下，却出现了弘扬科学精神与反对科学主义的阵营之分。今天的大多数学者相信，一个赞许科学技术的社会和文化会有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和发展，有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祛魅之路联结着对中国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反思，科学文化“再启蒙”才能振兴民族精神;后现代思想家将现代性社会的弊端归因于现代科学，无视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乃立国之本和发展之基;在当代中国大力开展科学文化建设和传播工作，以此促进科学技术事业和提升民族理性，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摆脱拜金主义、官本位意识，坚持走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发展道路而言是当务之急，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民族理性意识的大觉醒以及相关的主导价值重建工程——而言是长远之计。 山东大学马佰莲教授在题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形态演变70年》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制定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理论形态依次经历了从科学上层建筑论、科学生产力论、科学先进文化论到生态文化论等形态的发展。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形态体现为科学的上层建筑论;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形态是科学生产力论;20世纪末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国内占主导的科学文化形态表现为科学先进文化论;党的十七大至今，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形态体现为科学技术生态文化论。 武汉理工大学陈明益副教授在题为《略论科技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的报告中提出，科技文化经历了早期西方科学文化传播、非欧洲国家的依赖性科学文化、独立的科技文化传统、全球化科技文化四个发展阶段。在科技文化的早期传播过程中，西方科学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活动在根本上依赖于欧洲科学传统。但是，受本土化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非西方国家或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近代科学的移植并确立独立的科学文化传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一体化趋势和全球化的时代浪潮，科技文化在与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逐渐获得丰富的内涵，同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和先进文化形态。 二、大数据时代科技文化传播、影响及其影响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林坚教授在题为《新媒体的特性、技术支撑及其对文化生态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对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增强了文化的互动性特征;对文化的大众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后现代趋势，使整个文化生态表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征;体现了文化和技术的相互影响;唤醒了个体的自我意识。 解放军总医院赵美娟教授在题为《大数据时代的文化意味》的报告中提出，大数据带来的是一个文化新时代，体现在，一种观察认识世界诸方面、诸现象、诸问题的方式转变，具有一种更多视角、更多维度、更多立场、更多对话、更多方案的文化意味。那种简单线性的、因果性的思维惯性，被线性与非线性、因果与关联性、理性与感性等认知方式取代。要全体不要抽样;要效率而不要精准;要相关，不仅因果。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王岑教授做了题为《VR/AR/MR技术与文化旅游业创新》的报告，首先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技术(在本文中简称3R)概念入手，探讨3R技术在文化旅游、博物馆、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创新;其次剖析3R技术在文化旅游业应用中存在的技术、内容、体验及法律等困境;最后提出发展3R核心技术应用、丰富文化旅游新创意、注重“以人为本”的3R体验、完善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等3R技术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之道。 东北大学朱春艳教授在题为《数字化时代创造性劳工的矛盾处境及其根源探析》的报告中提出，创造性劳工是指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依靠主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在数字化时代创造性劳工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当今社会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本质上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模式，这使创造性劳工在生产关系上处于劳资对抗的境地，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促使资本占有全部劳动产品、控制行业生产的所有环节并将行业竞争的压力转移到劳工身上，从而使劳工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之下。基于物质生存需要创造性劳工会服从于资本，但是他们本质上需要自主性的自我表达，渴望成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者。创造性劳工需要联合起来对抗资本的控制和剥削，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造并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分析数字化时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技术文化前沿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在题为《技术与信仰：从技术转移的观点看》的报告中提出，技术需要信仰的诱导和提升。技术与信仰的关系在技术转移中能够体现出来。技术是以技术文化的形式存在于文化之中，技术文化的普遍性，特殊性导致技术转移中产生文化摩擦，技术制度转移和观念转移能够牵引它背后的社会文化、制度、信仰的转移。外来技术人员把技术转移给别人的时候，同时他也把信仰传授给别人。如果传授者和接受者的信仰不同，就存在一个信仰的冲突，如果解决不好就产生摩擦，就会阻碍技术转移。如何正确对待不同于自己信仰的另外一个信仰，以开放性的眼光来对待双方的信仰，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题为《后SSK的实践与文化转向》的报告中提出，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破除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认识论中心和社会规范解释原则，从实验走向实验室异质要素“去中心化”的冲撞与博弈。后SSK关注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可见要素，科学实践中的“技术”而不是科学、“行动”而不是观察、“干预”而不是表征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得以凸显。后SSK研究从实验走向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之外的技术与工业领域，走向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交叉、融汇趋势。 湖南师范大学毛新志教授在题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及其反思》的报告中提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风险与受益的伦理评估、基因专利的伦理审视、新一轮优生学的复活、道德滑坡问题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在分析这些伦理问题的基础上，从人类基因编辑的应用范围、伦理倾销、生物恐怖主义、完美主义与技术对人改造的限度，以及后人类主义等方面进行价值反思。基本结论是：重视基因编辑风险的伦理评估，加强基因编辑的伦理挑战与伦理问题的研究，建立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治理框架，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规制，有效应对基因编辑的风险和伦理挑战。 四、习近平科技文化思想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程宏燕副教授在题为《青年习近平的科技文化理念研究》的报告中提出，青年时期的习近平，从陕北农村梁家河到河北正定县，再到福建厦门市，历经了乡村和大小城市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时期习近平的科技思想主要包括：技术协作、开放发展的科技共享制度;大胆试验、勇于突破的自主创新精神;造福百姓、重视生态的科技伦理观念。科技对于改善民生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习近平积极推动技术革新，引进科研人才，大力支持科技产业，并积极探索生态科技的发展道路，其科技思想与实践承前启后，成为同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连理工大学王文敬老师在题为《习近平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文化意蕴》的报告中提出，习近平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揭示了科技创新与科技文化辩证统一的文化内涵：科技创新需要科技文化的方向引领;科技人才需要科技文化环境的培育;科技的发展创新有利于科技文化的更新。科技创新文化软环境的营造对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人才的培育、综合国力的提升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科技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在题为《新发展理念“新”在哪里》的报告中提出，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入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支撑点，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着力点，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根本点，以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为目标点，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点，贯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实践逻辑中。新发展理念源于经济领域又超越经济领域，立足客观现实以追寻理想状态，针对中国问题亦具有世界意义，凝聚时代精华又引领文明走向。 西北大学杨建飞教授在题为《“杜亚泉现象”与科学的精神文化价值》的报告中提出，杜亚泉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他抛弃了科学的灵魂——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工具。这种科学认知上二元论分裂倾向在目前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人格完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意义上等全面理解科学的价值。 南通大学俞明三教授在题为《生态文明的螺旋节现象》的报告中提出，以恩格斯“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思想为指导，受列宁螺旋式认识的观点启发，分析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事物一方面由正反因素规定其根本特征，另一方面又在呈螺旋式发展变化，并出现兴衰存亡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之间如“正弦曲线”状，形成螺旋节，用这一视角认识、分析生态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新的哲学意义。 此外，东北大学齐承水博士探讨了意识形态安全与科技文化话语权建构问题;东北大学阚予心博士探析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路径及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唐解云博士提出重构科技意识形态话语权。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夏劲 供稿)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视阈下的化学实践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 第十分会场会议综述 2019年11月3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第十分会场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化学工业出版社、南京理工大学、北京时代天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科学项目部等多个单位和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研究生等30余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视阈下的化学实践”，2019年是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150周年，化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科学哲学也出现了实践转向和经验研究转向。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中的定量方法等逐渐影响着科学哲学，研究者更加关注真实的科学实践，也给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综合带来了新的视角。这次研讨会的十个报告，探讨了化学史和物理学史中的化学哲学问题、化学教育与科学理解、现代化学的中国特征、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等问题。 会议分为两场举行，共12个报告，两场圆桌讨论。第一场报告由北京化工大学的张明国教授拉开序幕。张明国教授报告了《日本近代化学发展述评》，从日本引进西方化学物质观、传播近代化学知识;发展化学教育、培养化学人才;创办学术团体，促进化学研究;创立理化研究所，开展应用与基础化学研究这四部分，探讨了日本近代化学的特征，并从日本历史和文化传统、近代日本从模仿转向独创、现代从加工贸易立国的转向、科学技术立国奠定基础等方面分析了日本近代化学快速发展的原因。 第二个报告人是清华大学的刘立教授，探讨了《从国际论文看中国化学从大国走向强国》。刘立教授通过对化学论文的计量分析，提出化学科研产出呈现出量的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化学领域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经费和化学研究者快速增长，对化学研究者(含博士生)评价指标、Publish or perish及其压力和动力，而根本的原因是：作为快速工业化的大国，对化学等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有着巨大的需求。因而投入多，产出多。同时，刘立教授从高度原创性及诺奖级的化学科研成果凤毛麟角出发，提出很难说已成为“化学强国”，建议在继续坚持科研产出数量增长(及经费增长)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原创性研究。 第三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苏湛副教授，报告题目是《法拉第实验思想中的化学特征》。他以法拉第的几个代表性实验为切入点，分析了法拉第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思路，并指出：法拉第的工作方法与思路与当时主流的物理学家有较大差异，而与科学革命以来的化学研究传统一脉相承。法拉第的工作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化学学科与物理学学科尚未正式从自然哲学中独立的时代，二者既彼此渗透，又在逐步形成各自独特的学科范式的 状态。 第四个报告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晶副教授，报告题目是《科学实践哲学视角下的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她通过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和使用置于相关化学共同体的研究实践之中，考察了元素周期表的预言性与相容性，以及它在预言上的不准确性、基于量子力学的化学解释的解释力等问题，并从该案例出发，讨论了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解释等基本问题，进而对当今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进行了思考。 第五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叶青研究员，报告题目是《“永久黄团体”的科学文化培植》。她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由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裕盐业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组成的工业集团——“永久黄”团体，发现该集团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其对于科学文化的倡导与培植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甚至对当下科学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叶青研究员提出，如果以文化的观点看待科学，把科学视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视角下，可以发现“永久黄”团体对科学文化的培植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与传播、科学精神的倡导及促进科学建制化三个方面，具有“言商仍向儒”的精神特质。 第六个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白欣副教授，报告题目是《宇田川榕庵与 <舍密开宗>》。他考察了宇田川榕庵的著作《舍密开宗》，分析了宇田川榕庵的学术精神，着重探讨了《舍密开宗》中提出的日本近代化学的命名法，以及《舍密开宗》的社会影响，并提出《舍密开宗》对近代化学知识在日本的传播与普及，使西方化学知识全球化的进程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点上《舍密开宗》所起到的作用与意义与中国近代徐寿翻译的《化学鉴原》对中国化学的作用一样突出，使得化学知识真正能够在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化学继发型社会中发展起来。 第七个报告人是山西大学的余朋，报告了他和山西大学的张培富教授合作的工作，题目是《化学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评(2015—2019)》。他们通过对化学哲学两大国际权威期刊《原质》(Hyle)和《化学基础》(Foundations of Chemistry)在2015年至2019年发表论文的主题分析，探讨了近年来国际化学哲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和最新进展，包括分子结构的实在性问题、化学还原论问题、化学的数学模型问题和化学的伦理责任问题。并提出，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化学哲学研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这既与化学学科处于平稳发展时期相关，也与科学哲学处于发展瓶颈期有关。然而，仍有学者专注于化学哲学问题研究，既有讨论化学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也有探讨当代社会更关注的化学伦理等问题。 第八个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董鑫，报告题目是《生物化学之父——埃米尔·费雷》，他对十九世纪德国有机化学家埃米尔·费雷(1852—1919)进行了个案研究，特别是费雷在单糖的立体化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通过研究酶与其底物之间的锁键匹配发现了蛋白质是多肽，发表了关于有机染料的文章，对咖啡因和可可碱进行了表征和合成，并在嘌呤方面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此外，董鑫还分析了费雷研究工作对化学之外的研究领域的影响。 第九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侯霁，她报告了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安波副研究员的合作研究，题目是《2003—2011年中国科普法规政策与化学普及书籍关系研究》。她们对2003至2011年出版的化学普及书籍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书籍种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出版地和出版社总体上较为分散，局部集中度高。主题上基础知识类化学普及书籍最多，科学文化类次之，实用知识类较少，化学前沿类最少。涉及科普的一般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化学普及书籍的创作影响甚微。只有与国家约束性社会发展指标相关，发生涉及公民生命安全的重大社会事件，针对特定人群的具体实施政策出台，科普法规和政策才对化学普及书籍的出版起到推动作用。化学普及书籍作者中，化学研究者比例较低且撰写的书籍多不涉及化学前沿 知识。 第十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吴敏，她报告了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叶青研究员的合作研究，题目是《辉瑞酶化学奖与酶学发展》。她们对酶学领域最早的专业奖项——辉瑞酶化学奖从设立开始，迄今70余年中，辉瑞酶化学奖的整体情况，并发现获奖者的机构分布早期呈现集聚特点，女性获奖比例在2000年以后明显提升，此外，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获诺奖之前都曾获得过辉瑞酶化学奖，辉瑞酶化学奖更是其中5位诺奖得主科研生涯的第一份学术奖励。 第十一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徐雅纯，报告题目是《贝托莱-普鲁斯特之争与道尔顿原子论思想的形成》，她对18世纪末化学界中爆发的贝托莱-普鲁斯特之争进行了案例分析，这场争论的核心点在于物质是否有着确定的组成，通过梳理道尔顿在1805年前的部分实验及论文，分析贝托莱-普鲁斯特之争的影响，提出道尔顿区分了化学反应与物理混合两个过程，因此迟至1805年才建立原子论。 第十一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何涓副教授，报告题目是《元素周期律在中国的传播：对清末民初中学化学教科书的考察》，她选取清末民初约30本中学化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对元素周期律在全书中的安放位置、元素周期律发现者的介绍、元素周期律知识的讲述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发现绝大多数教科书都讲解了周期律知识，绝大多数教科书仅仅提及门捷列夫是周期律的发现者，在约1911年以前，对元素周期律的介绍涉及周期和族，讲述简略;并会简单提到周期表具有预测功能。在此基础上，何涓副教授分析了元素周期表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文化原因。 在每个报告结束之后，以及两场圆桌讨论上，与会者对日本近代化学研究与日本的诺贝尔化学奖之间的关系、计量方法在化学传播与化学教育研究之中的使用、中国化学研究的科学评价、化学哲学中的概率性解释、元素周期表在中国进行传播时的内容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研讨会不仅成功汇聚了化学哲学、化学史、化学教育、化学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还聚集了化学哲学领域老中青三代学人，研讨会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汇聚与碰撞。 (朱晶、叶青 供稿) 董光璧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言记录(一) 【按语】2019年11月9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方法论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化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北京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学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联合举办董光璧学术思想研讨会，20余位学者和研究生参会。以下是会议记录稿。 任定成：祝贺董光璧老师生日 尊敬的董光璧老师、范勤宇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昨天是董先生84岁生日，今天是董先生进入85岁的第一天。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生的两个坎儿。董老师的家人昨天伴他温馨顺利地迈过了第二个坎儿，进入了安全时段。今天是董老师进入安全时段的第一天，我们向他表示祝贺。祝贺的方式，就是回顾董老师对我们的教诲，用他的学术思想激励我们前行。 今天参会的晚辈学者，有四个主办机构的代表，有受董老师影响的学者，有董老师授业的一些高徒，也有跟董老师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后起之秀。董光璧老师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第一届国际易学伯崑奖得主。他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编审范勤宇女士一起，应邀参加今天的聚会，我们很兴奋。 参加今天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编审王佩琼、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高级工程师张改珍、北京天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伟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藜和袁江洋、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喻佑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钢、北京大学教授王骏、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周雁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洪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肖显静、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宣传副部长李斌、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胡志强，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部分研究生。我是任定成，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罗兴波副教授现在正在德国飞往北京途中，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和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正在杭州开会，很遗憾因为时间冲突参加不了今天的会。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一会儿会从外地打电话发言。 任定成：董老师是一位思想家 我认识董老师有30年了，在武汉认识的。1989年，武汉大学李光教授介绍我和刘钢在武汉军区的一个招待所认识董老师。1994年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到北京就去双榆树董老师家里拜访董老师，以后遇到工作上的事儿也去打扰董老师。 董老师对年长者很尊重，对自以为是的权威却不客气，对年轻人非常宽容。记得至少有两次，在很正式的场合，董老师对跨行说话的院士，当场毫不客气地提出不同意见。有一次在董老师家里，我说现在的学生不讲学术规范。董老师说，讲那么多规范干什么?你把学生都约束住了还搞什么创造?!那时候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没像现在这样提倡创新，他就特别鼓励年轻人奇思异想。 董老师书房里的书不多，但是感觉他好像脑子里存了很多书。有一次我在董老师家里跟董老师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他说“自然辩证法”这个概念是杜林提出来的，不是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前几天董老师告诉我，说是他在阅读马恩通信时发现的。可见董老师阅读之仔细。 董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学贯中西、融通文理、博古通今、富于创见的思想家。他对马赫的哲学和力学思想有深入研究，对易学有创造性贡献，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框架，对未来的科学文明有独特见解。他关于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出过三本重要著作，一是《当代新道家》，一是《易学科学史纲》，还有《易图的数学结构》。董老师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反演、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以及易图的对称群解释，都是创新的观点。 董老师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是我的楷模。 王佩琼：董老师说领导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属下要干嘛你就让他干嘛 很幸运，到中科院科学史所读博士，能投到董先生门下，在先生指导下做论文。蒙先生不弃，给我许多教诲，受益良多。人过四十不学艺，本以为在学术圈儿里晃一圈就走，但通过先生聊天式教导，我深深地感到思想和学术的魅力，走不出来了。可以说，是董先生把我引入了学术领域。 让我系统地谈董先生的学术思想，我缺乏系统的研究谈不了，功力不够，先生的许多东西我看不懂。但耳濡目染，先生许多零金碎玉的思想深具启发性。 我曾问过先生一个问题，科学史所的研究工作强调翻史料，这些史料干什么用呢?先生说，研究工作像盖房子，重要的是清楚要研究的问题，要有理论框架，史料是建筑材料，是为理论服务的。董先生的研究就是盖房子，而且房子盖得高屋建瓴。 读过先生的一些文章。先生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站在中西文明比较的高度看科学技术问题及其他问题。最近听了先生的一个讲座，仍是从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角度谈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的科学文明有更多的贡献。高屋建瓴是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 先生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言简意赅，先生的谈话几乎找不到废字。我研究一点技术哲学，先生曾说，技术是反自然的，话不多，对我思考技术问题启发很大。正因为言简意赅，读先生的文章有势如破竹的感觉。 先生不仅在科学思想史方面有造诣，还懂管理学。他曾教导我，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要是领导，属下要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我试着这么做，果然舒服了许多。发现领导让你干的并不是什么坏事，做好了还有奖励，何乐而不为呢? 先生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还是我的人生导师。 张改珍：董老师的厚爱严管 首先我特别荣幸来参加今天这个会，我觉得我应该是最晚的一个小晚辈。我跟董先生的渊源，要从任老师说起。我当时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以后，想考任老师的博士生。任老师很有学问，北大也很有魅力。结果没能上，后来正好中科院科学史所和北大考试时间差一周，我就又考了科学史所，有了这个缘分接受三位老师的指导，在科学史所是董老师和袁老师一块指导我。我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我跟董先生的师生缘分还是任老师给创造的。 我在董老师那里在生活和学术上都学到很多东西。 董先生的思想非常广也非常深。他当时可能觉得我年纪比较小，加上我的学术背景是哲学，他可能觉得我要做一些科学方面的东西比较难一些，于是就结合我的背景给我选了一个适合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他希望我不要钻在书堆里，钻在文献缝里找问题，董先生觉得作为学者要解决一些现实中的问题也很好，后来就选了一个专利哲学方面的题目让我去探索，我就做了一个价值哲学视野中专利正当性的研究来做博士论文，这项研究其实跟董老师的一些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行为和制度被判定为正当的必要条件是符合伦理原则，专利走出困惑和危机的出路是从弱正当性走向强正当性，在价值原则中导入正义原则，在功利和正义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论文初稿出来以后，董先生把我所有的框架打乱了，让我重新写，我写一章他看一章，看完不满意接着改，到最后摘要他都告诉我，你不能那么写，你需要把你的结论高度凝练、概括出来，而不是像流水账一样说你写了些什么。那段时间我非常累，我想董先生应该更辛苦，我收获非常大。 董先生的方法和做学问的精神都跟我现在做研究有很大的关联。现在我在中国气象局干部学院工作，平常有很多和研究关系不是很大的工作，但我一直坚持做研究，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扩展，也是觉得我们老师是这么一个大的思想家，我不能把他的精神给丢了。今天是一个开始，董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我不能完全懂，有时候他的讲座能懂到百分之六七十，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自己能够开始研究和梳理董先生的成果，真正继承董老师的学术思想。 生活方面，我经常去董老师家跟他聊，生活上遇到什么事，他特别豁达的精神状态和与人为善的东西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与年龄相比，相对比较成熟一些，我觉得这个跟董老师这三年来对我的熏陶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的两位老师董老师和袁老师两个人是两个特点，董老师是厚爱，袁老师是严管，但实际上董老师的厚爱里面又有严管，他对我很厚爱，特别包容，但是在我学术论文出来的时候他对我真的很严格。袁老师平常批评我特别多，但是他实际上对我挺厚爱的。特别感谢这两位老师，也感谢任老师让我有这个缘分成为董老师一个不那么合格的学生。您这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我希望我以后的时间要好好领略您的思想，在您方便的时候和您多多交流，把这个思想好好继承下来。 刘伟中：董老师是普朗克式的学者 董老师好!范老师好!特别感谢任老师能发出这个邀请。前天晚上得到任老师的会议通知后，我说能参会，回复之后我立刻觉得不妥，于是马上追加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不是能参会，而是强烈要求参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几十年来我对董老师的情感一直没有机会当众表达。 说起我和董老师的交往渊源应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1985年春天在保定河北大学。河北大学钱时惕钱老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用现在话讲，是一个豪华的讲习班，因为讲课老师几乎全部来自于中科院和中国社科院，记忆中好像中科院只有董光璧老师一个人，剩下都是社科院哲学所的，记忆中有梁存秀(梁志学)、査汝强、罗慧生、金吾伦、邱仁宗、王维等老师。我当时既是听课学生又是会务服务生。董老师当年的讲课题目和内容确实记不得了，但是记忆非常深刻的是董老师的讲课内容非常精彩，下课之后我就去要了董老师的联系方式。直到1989年之前我是董老师的常客，经常到他家蹭顿饭，年轻人也不知道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在和董老师讨论学术!刚才任老师也讲到，董老师对晚辈总是宽容、鼓励，无论你有什么反叛思想，他总是很慈祥地对待。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学刚毕业没两年，在石家庄的一个工厂里当技术员，对于自然辩证法，不过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当年那样一个角色，1986年1987年在咱们自然辩证法报发了两篇文章，后来回忆起来，都是董老师帮我修改的，而且是董老师帮我发的，而且作者名还看不到董老师。这些事当年不以为然，可是后来越来越觉得难能可贵!其后又在杂志上发过东西，都是受益于董老师的教诲。 几十年来，我的工作变换了好几个角色、生活地点也几经变换，但对董老师我一直念念不忘，只要一有机会就去看望他老人家，感悟他老人家思想的高深。事实上我对董老师没有资格评价，今天在这里我只想说出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董老师学风严谨，学术思想深邃，关键是董老师做人的品格非常高尚，他是真正的淡薄名利，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 坦诚地跟大家汇报，在我思想深处，在我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除了爱因斯坦，除了许良英，董光璧老师是我最最敬仰、最最敬重的人! 当前天得到这个会议消息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出浮现出一篇文章，我想各位可能比较熟悉，就是爱因斯坦的一篇演讲，演讲的题目叫《探索的动机》，在这里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想把第一段朗诵给大家，我们共享一下：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敬爱的董光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大家听得出来，这里最后一句我给修改了，把“普朗克”换成了“董光璧”。 多年来我一直理解不了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三类人，上帝把前两类人赶跑了，剩下的第三类是什么样的人?爱因斯坦没有用一个单词来表示，他只是说普朗克是这样的人。我现在找到了普朗克式的科学探索者，那就是董光璧老师，大家肯定赞同啦! 最后祝董老师身体健康，祝董老师、范老师晚年生活幸福快乐! 袁江洋：董老师是播种并让种子发芽生长的梦想家 第三类人是干嘛的呢?萨顿把科学家分了三类。第二类是实干家，他用种树做隐喻，实干家给小树施肥、浇水长成大树。第三类是修枝剪叶的人。第一类是梦想家，是播种并让种子发芽生长的人。 跟董老师的学习、工作、交往近30年，我对董老师一直持敬仰之心。到北大考博士是金吾伦先生和董先生写的推荐。后来我博士毕业的时候，那是1998年，最后选了科学史所，也与董先生有关。一个星期四，在科学史所40周年庆典的当天，我交了一份简历，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董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转达刘钝所长的话，说是刘所长明天就到美国去了，走半年，他走之前让我带话给你，第一这个人我要，第二我还要重用。我不清楚董老师跟刘钝到底谈了什么，但后来我就到了科学史所。跟董老师交往也有很多，曾经我们一块站在中国科技政策学会的讲坛上，分别做一个小时的主题报告;也曾一块坐在科协专家席上，目睹董先生持守学者气节，当面批判某些跨行而来当专家的院士。董老师对年轻人确实很好的，特别宽容的。学生觉得我不够宽容，其实只是和董老师一比，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够宽容。可能是董老师宽容过度了。 我想讲讲董先生的学术思想，其实我年轻时候读过一些董老师的著作和文章。年轻时一般不大读中国学者的书，但董老师的著作我是读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以及后续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是我仔细读过的。这本书为后来的近现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指南。董先生还曾送过我一本《当代新道家》。董先生这代学者跟我们这一代中做过西方科学史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都希望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制高点上去看历史，看中国的未来，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或许两代学者之间也有一点点区别，这就是，董先生总是想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一点比较好的东西出来，而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更悲观一些。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这样一个高度上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学术的走向，所以说董先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吸取，去铭记。 最后，我再讲讲我们跟董先生的区别。今天这种场合，没有必要一味地说我们从董先生那里学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也可讲讲我们这代人坚持过什么、现在还想做些什么。在我们科学史所，很早的时候，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人，董先生那代人，做了许多翻译。 在科学史所做西方科学史的几代人，我觉得董老师那代人真的是开拓者。但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不得不面临由西方科学史转回中国科技史的问题。做中国科技史有皇粮吃。我是一直坚持做西方史的，但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做了一些应用型的课题。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静心做点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思考。梦想家总是要有的，梦想家理论素质好，善于做不同构想，有别于蜻蜓点水似的梦游者。萨顿所说的梦想家是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的。我觉得，在此意义上，董先生不仅是非常严谨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哲学家、思想家。我在此向董老师表示敬意。而且昨天也是您的84岁生日，我们希望董老师活到110岁，祝您健康长寿。 张藜：董老师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框架 我也先回忆一点往事，回忆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接受到董老师的教诲。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一直是定格在1986年4月份我来北京面试，那是30多年前了。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是在宽街的物理楼里，当时科学史所的办公地址，董老师和李佩珊老师给我做的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见董老师，第一印象是一位儒雅的学者，而且董老师独特的语言方式当时让我觉得一下子很轻松，没有了面对两位前辈、两位考官的紧张感。那次印象非常深刻，好像这30年就是刹那间的感觉。我研究生读完回到研究室，那时候我们室的名称叫做世界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室。后来我才知道，科学史所以前一直是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主体的，是许良英先生、李佩珊老师、董老师他们在“文革”结束以后把世界科技史做了起来，包括后来在钱三强先生带领下，由世界史室的老师们一起为中央书记处准备讲稿，进中南海第一次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央领导们讲课，第一次给他们系统地讲解西方到70年代的时候最新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从今天来看那次的讲课其实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虽然在中国当代科学史上提到那一个历史事件的已经不多了，那是第一次中央高层领导们得以系统地了解从19世纪末以来科学在整个西方世界给全球带来的一种飞速发展和变化，也有助于使人们有一种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估，因为那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代背景之下。从那时起，前辈们为中国科学史界，为科学史所打开了学习、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一扇门。 具体到我个人而言，其实我特别感激董先生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刚才好几位老师都提到了，但是今天桌上没有，那个大蓝本。那本书，就是当时董先生所在的世界科技史研究室的几位前辈又开始起步的另一项全新的工作，因为在那之前做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是不可能的，没有研究力量，恰恰是董先生把这项工作组织了起来，既有樊洪业先生等一批资深的学者来研究写作，同时也给了我们这批刚刚毕业留所的年轻人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在前辈们指导之下学习怎么样做中国现代科技史的机会。我自己就是从参与撰写那本书才开始来系统阅读关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原始文献，得益于和先生们与我们的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从中来学习一些研究的方法，最终完成了那本书。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说参与了那本书的写作，但是实际上那时自己并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也没有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的是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梳理，比如董老师安排我做民国化学史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从西方现代化学史转向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我一边向前辈们学习，从读原始文献开始，以现在看来是梳理大事记的方式开始做中国现代史研究。就像刚才袁师兄说的，那本书给当时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个接触中国现代科学史的机会，引领着我们开始了后来得以不断推进的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我自己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30年。那时我们这批年轻人一边梳理各个学科的史料，一边学习董先生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论纲》，《史纲》让我们更深刻、系统地认识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如何接受西学、如何在建制化和本土化当中探索一条中国道路。董先生在《史纲》里指出不同阶段的特征，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 这些年来，世界科技史研究室的前辈许良英、李佩珊先生都去世了，但我们会铭记前辈们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滋养，给予我们学术生涯起步时的那些指导。特别感谢任教授来组织这样一个研讨会，给我一个机会，给董先生祝寿，对董先生表达一个由衷的感激之情!董老师以独特的思想家风格，以一种对年轻人的宽容，正如刚才各位已经提及的那样，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很怀念当年在我们研究室中的那样一种氛围，很庆幸自己得以在80年代末期受教于几位先生，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最后，衷心地祝福董先生，祝福范老师在未来的生活中健康、幸福、长寿! 刘兵：董老师的渊博学识不在藏书中 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参加研讨会，我远程地说几句话。董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对老师非常地感谢，而且非常地钦佩。我说几句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说过的感觉，就是感觉董老师家里藏书不是想象的那么多，但是董先生真正写起东西来，引用起他人的观点什么都知道，而且见解高水准。他的藏书和他的学识渊博形成了特殊的反差。董先生在这几年确实可能因为身体的问题，出来的不是特别多了，但是现在大家说起来还是一直关注着董老师。为董先生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请大家一起回顾董老师的学术思想。我在这儿只能从杭州遥祝董先生生日愉快，万寿无疆。 喻佑斌：董老师是我的学术空气 你们都在说董先生曾经是你们的导师，曾经是你们的同事、合作者。董先生对于我来讲意味既简单又非常地意味深长。 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很强的感受就是任教授对我尊敬的两位尊长，一个是金(吾伦)先生一个是董先生，充满了由衷的敬意。金先生的每次会，任教授都是精心地去筹划、准备，董先生这次的会说实话他通知我时感到有点突然，因为我并不知道董先生这个会筹划的进展情况，但是非常感激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会。本来不是没心，曾经我们也请董先生到北理工去讲过，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也都非常的受用非常感激，但是现在学科一调整，各个大学的科技哲学都萎缩了，所以学生也减少了，老师也减少了，感觉到这个事好像突然至今变得太多，变得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跟学校的决策者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很希望董先生能够有机会多到我们这样的理工科学校，领导们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大专院校，去给高层的领导也讲讲科学、哲学、科学史。 去年我有幸参加了董先生参与创建的国际易学联合会在前门饭店的年会，去了以后感触就更深了，因为这个研究会现在董先生不在里面任职了，但是这个研究会非常活跃。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仪式性的东西多于精神的和思考的东西，会议上的交谊成分非常好，但是思想碰撞不像董先生当年那样。我跟董先生最早见面是在学术会上，我最初对董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著作，也不是他的头衔。那个时候董先生对我讲就像是空气，我没觉得董先生拿头衔来吓唬年轻人，也没觉得董先生拿大家们的语录来影响年轻人，他是拿他自己真切的思想跟年轻人平和地交谈，所以我从董先生那里、从金先生那里得到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在一起还有他们的一些朋友，主要是来交流思想，也在加深感情，而不是做做秀，做做官样文章，写报告，弄两篇报道。从那时候开始，董先生真的就像是空气一样，我参加学术会议更愿意选择有董先生参加的那种会议，有思想交流，你能从他那得到启发，但是你不会感到一股强大的权威的力量，有个中科院的科学史所的大家来支持你的观点，来反对你的观点，不是这种概念。所以从那以后董先生应该说成为我的学术追求当中一个大的氛围，我觉得真正的价值就在这种思想里面。后来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后，我就跟我们委员会的同仁讲，我说你们要开会有体会就谈点体会，没有体会你提交论文可以不讲，要真是在会上发言带点思想带点新的东西来，把你的成果留下，把你的思想带来。这应该说是直接受董先生影响。 现在我们专业委员会的网站上能看到介绍委员会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当中有一大块都是来自董先生的历次会议的思想。我跟金先生也请教过，为什么叫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委会，这个名字有点怪，科学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怎么跟信息网络搞在一起。金先生当时也给我解释了，但是我没有十分明白，后来是通过董先生的历次会议的发言我理解了前辈们他们在思考专业委员会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具体在想什么，所以应该说董先生到现在还是我们专业委员会思想的旗帜。金先生、董先生历次会议的主旨都体现在这个网站上。 按理说我可能跟伟中两个属于董先生的门外弟子，我们俩都没有入董老师的师门。但是我觉得董先生对于我来讲还是空气，不过这个空气已经变成了我学术思考氛围当中不可或缺的空气，尤其是今天北京有雾霾，有污染，董先生代表着没有雾霾的、纯净、清新的学术空气。我希望会议后面的内容能多一点机会可以向董先生讨教。 参加过去年的易学大会以后，我感觉到易学要想往外推广靠海外华人跟国内的爱好者用目前这样的方式，外国人不能清楚理解，也难于完全接受。我中间出去做了六年的孔子学院，我也试图把易学向外国朋友推荐介绍，但人家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中国人在周易里要干什么，说这跟占卜是一回事。说“我们也有，过去前科学阶段都是这个。”但我们的易学根本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易学未来的发展能不能考虑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到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当中体现的，国内诸多学者主张的西方科学最为看重的东西，理性思维和公理系统，其实周易里头不是没有，只要在周易里头把万物的内在必然联系讲清楚就行了。我们不知道这种普遍联系的原理是什么，但是设定这种相互联系，周易的体系就有基础。欧几里得几何的五大公设也不是个个都确凿无疑的，也是可以质疑的。所以易学未来是不是可以也公理化，数学化，甚至计算化，现在网上我找过有算命的网站也有算命的软件，但是那里头基本不把哲学和科学的东西放进去，主要还是把规则系统，算命先生学的那个推算规则和命理说辞做了一个软件化。除了易学之外在国内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课程上，过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都是有话语权，做过贡献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科大“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现在还是40学时，独一份，其他大学都是18个学时，国科大在坚持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对于理工农医类大学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方面是一面旗帜。 我感觉像董先生这样具有深厚的学养功底，又有深厚的政界和公众影响力，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应把他的思想变成大家在工作中、教学中的某种指导，同时也要能够有一些言论时不时通过媒体发表出来适当影响高层在这方面的思考跟决策。像张藜说的那样，要让有关领导细看这世界，看到最新的动态，做出明智的决策。我觉得董先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思想，应该慢慢诉诸文字，通过董老师本人的书写，或者大家的教学和研讨，要让他的新观点成为一大批人的共识，成为我们推进科学发展使其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让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科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我今天不是回想董先生过去的辉煌学术成就，而是想借这个机会向董先生讨教。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九次会员大会 暨理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会议隆重召开 2019年12月28日上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暨理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会议在中国农业大学国际会议中心(金码大厦)第三会议室隆重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等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参加了此次会员大会和换届选举活动。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秘书长孙涛博士主持了第九次会员大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社团服务中心的王健副主任到会致辞，他对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取得的工作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开展提出重要的建议和指导。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董春雨教授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发表致辞，他对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设学术交流平台和智库基地等创新探索表示认可和支持，并希望研究会在新一届理事会领导下取得更大成绩。 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李建军教授、监事长徐治立教授分别向全体会议大会做了《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八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并经全体会员大会审议通过。李建军教授、孙涛博士还向与会者分别做了《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章程》(修订草案)说明，以及《财务工作报告》、《换届审计报告》和《选举办法》说明，全体会员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上说明和报告，同时还推选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范春萍教授为本次换届选举的总监票人，叶山岭等其他会员为监票人和计票人。 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李东松教授主持了理事会换届选举会议。与会会员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产生了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和监事会，共选举产生白欣等理事40名，范春萍等监事9名。 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王伯鲁教授主持了第九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首先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人选。 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立教授向与会代表宣布了理事会、监事会选举结果：李建军教授任理事长，刘劲杨教授任常务副理事长，董春雨教授等17人任副理事长;林坚研究员任监事长，李东松教授、范春萍教授任副监事长;孙涛博士任秘书长。理事会还通过举手表决，通过了对王鸿生教授担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咨询委员会主任、李建军教授担任北京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主任、张明国教授担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孙涛博士担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聘任提议，并为以上专家颁发了聘任证书。最后，理事会对刘益东研究员等2019年对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的决策咨询工作做出贡献的7位专家给予表彰，并颁发了智库专家聘书。 (2020年5月18日出版) 西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要维度和最新进展…………………………………………………赵 伟 “确定性”焦虑与工具理性主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哲学透视…………………….谢 瑜 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阐释……………………………………………………………….郑艳艳，文成伟 科研不端定义的国际比较研究：表现形式与界定方式…………………和鸿鹏，齐昆鹏，王 聪 炼金术在科学史上的驱逐与重建…………………………………………………………………….王圣杰 会议通知(第一轮) 尊敬的专家学者：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造成了巨大冲击，与此相关的动植物疫情(例如2018—2019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等)也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农业哲学专业委员会、农业高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决定共同举办“动植物疫情与科学·文明”研讨会，邀请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动植物疫情与科技发展、生产方式、文明模式等的相互关系，研究控制动植物疫情的现实路径。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欢迎学界同仁参会。 一、会议议题 (1)动植物疫情与科学技术发展; (2)动植物疫情与自然生态健康; (3)动植物疫情与人类文明转型; (4)动植物疫情防控中的科技治理与伦理; (5)生物安全的有关问题; (6)其他相关论题。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农业哲学委员会、农业高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伦理研究中心 三、会议时间：2020年7 月(根据疫情发展状况，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会议地点：南京农业大学翰苑宾馆 五、会议征文 请拟参会者紧紧围绕会议议题撰写论文，并于 2020年6月15日前提交论文全文或发言摘要、题目电子稿;论文入选后会务组将发正式邀请函。 投稿邮箱：liuzhanxiong19@njau.edu.cn 六、费用说明 本次会议不收会务费，不安排接站，参会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七、会议联系方式 刘老师：18115160559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农业哲学委员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农业高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 2020年3月15日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第18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会议会议通知(第一轮) 2020年是自然辩证法创始人恩格斯(1820.11.28—1895.8.5)诞辰200周年,新年伊始，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疫情在国内外迅速蔓延，全球各界人士都在为抗击新冠肺炎贡献自己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防控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探究和反思。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自然辩证法“为国服务”的宗旨，“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重大疫情——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暨第18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会议”将于2020年秋季(视疫情稳定后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在某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待定)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CSPT)、东北大学主办，由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承办。 一、会议主题：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重大疫情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会议议题包括：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技术哲学审视; 2.国外自然辩证法与技术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3.新时代中国自然辩证法与技术哲学的理论创新; 4.自然辩证法与技术哲学的教学与普及; 5.新冠肺炎疫情的自然辩证法审视; 6.应对重大疫情的技术支撑能力研究; 7.国内外重大疫情的科技、经济、社会(STES)研究; 8.重大疫情与自主创新、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国家; 9.重大疫情与技术教育创新研究; 10.其他相关议题。 二、会议论文和回执 提交的论文不超过8000字，并且附有300字的内容摘要。论文应该标明拟提交的分组会议。 论文后面附作者简介(包括姓名、职务职称、工作单位、联系地址、电话、邮箱等)。 请拟参会者于2020年5月1日前提交参会回执，6月30日前提交参会论文和摘要，论文入选后会务组将发正式邀请函。 论文格式参照《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的论文格式，论文和回执发送至邮箱：chenhb2066@126.com;ddchenjia@126.com 三、会议费用 每位代表交纳会务费500元(人民币)，研究生免费，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会议时间地点： 1.时间：2020年秋季(视疫情稳定后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地点：某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待定) 五、联系方式：陈红兵电话：18602438501电子邮箱：chenhb2066@126.com 陈 佳 电话：13804216640 电子信箱：ddchenjia@126.com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 东北大学 承办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