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恩施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十九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8月26日至27日在湖北恩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军校、党校的120多位教师、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届研讨会开幕式由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夏劲教授主持，杨怀中主任，孟建伟、彭福扬、杨莉、马佰莲、李宏伟、刘立、孙德忠等副主任分别主持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杨怀中教授致开幕词，代表专业委员会对大家莅临研讨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希望各位同仁围绕会议主题进行研讨，充分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促进科技文化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孝廷教授发来贺信，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对第十九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刘理事长指出，科技文化无疑是当代最具引领性的前沿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先进的科技文化引领。探讨科技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对科技与社会发展进行人文反思的有效着力点。期待与会代表围绕会议议题展开丰富而深入的研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智慧。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严斌致欢迎词，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莅临会议的各位专家、教授、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相信通过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自由争鸣、相互交流，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一定能够深化对科技文化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影响，也能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经验借鉴。

　　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从科学技术史、科技哲学、科技伦理学、科技社会学等视角探讨科技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讨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研究

　　杨怀中教授在题为《关于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中指出，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努力把科技文化融入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以科技文化引领科技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确立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理念，推进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实现科技文化“中国化”，大力普及科技文化。

　　夏劲教授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文化审视》的报告中提出，基于中共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及其五大特征的概括，科技文化的引领作用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决定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科技强国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要求将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应用融入我国现代化特色建设的诸方面和全过程。在深入分析我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在观念、体制、机制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若干对策。

　　同济大学王滨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共性与个性逻辑》报告中提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高级形式的现代化文化，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先导和支撑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科技文化视角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共性与个性逻辑，既是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关键所在，也是发挥科技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作用的客观要求。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报告中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科技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构成要素，它从多个层面推动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现实路径。

　　2、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原主编李醒民教授做了题为《所谓的科学家精神不同于科学精神》的报告。他指出，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虽然有某些交集，但两者有区别。在内涵上，科学家精神大于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是科学精神，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神不属于科学精神，而属于科学家乃至一般公民的社会责任、道德品格。在命名和表述科学蕴含的精神或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精神时，采用科学精神的术语是比较合适、比较恰当的。

　　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在题为《科学家精神：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向》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家精神是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的普适性的、客观性的知识特征的体现，而科学家精神则是科学活动的主体性、社会性的文化特征的呈现。“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正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科学家留给全社会的精神财富。科学家精神是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归，也是团结凝聚科技工作者为国效力的精神动力。

　　江南大学万长松教授在题为《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家精神以求真务实、理性批判的科学精神为基本内核。新中国科技工作者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实现了科学家精神的中国化，形成了以“科学报国”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以“科技强国”为核心，第一要义是爱国和奉献，核心要义是创新和协同，基本要义是求实和育人。传承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必须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科技发展服务于经济民生，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新时代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回报祖国、服务人民。

　　3、科技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做了题为《构建中国科学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报告。他提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将科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 其定位及其逻辑在本质上属于狭隘的“知识论”的范畴,它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本质上属于“文化论”的范畴，致使其陷于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面对西方传统和“另类的”科学哲学的双重困境，中国科学哲学开创了一种既不同于“知识论”又区别于“文化论”的第三种研究范式，即科学文化哲学。其意义在于，不仅将促使科学哲学中国化，而且将为科学哲学理论和实践做出体系性和原创性的贡献。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哲学的结合, 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从而有助于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做了题为《科学实验的产生、发展及其革命——从“读圣贤之书”到“读自然之书”》的报告。他认为，古希腊的占星术、巫术、炼金术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理论为基础的，自然之书被封存起来，相关的实验成为“没有自然的实验”。罗吉尔·培根主张向自然学习，倡导“实验科学”。弗朗西斯·培根倡导“发现”的文化，将科学认识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由“哲学式科学”走向“实证式科学”。伽利略和波义耳分别从不同的途径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近代科学实验思想。伽利略开创了可控性实验与数学推理相结合科学实验，波义耳的“定量实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近代科学实验革命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从“以书本为本，读圣贤之书”转向“以自然为本，读自然之书”。近代科学实验造成破坏环境的负面效应，必须进行新的科学革命，使现代科学实验“自然化”，发展一种既有利环保也有利于经济的现代科学。

　　湖南大学彭福扬教授在题为《产业文化及其建设意义》的报告中提出，产业文化是科学文化、工程文化的延伸，完整的科学文化体系应该包括科学文化、技术文化、工程文化和产业文化。产业的精髓是按照生产程序体系生产能满足不同需求的各种各样产品。产业精髓是构成产业文化的基础。与其他文化相比，产业文化有着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兼容特性。因此，研究产业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产业的发展，对于增强国家的富强美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提升民族的精气神也具有重要意义。

　　黄冈师范学院石国进教授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技术理性嬗变及其新建构研究》的报告中提出，现代技术实践要求技术理性走出“事实上”的技术与预设的技术进步不一致的“技术批判困境”，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要求的技术理性势在必行：第一，技术理性不专属于西方，应该有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的技术理性;第二，“新技术理性”既是技术理性现代嬗变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构技术理性的新理念、新规则、新体系;第三，现代技术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技术理性的新建构具有更加深厚的人文情怀，与全球治理时代的中国理念和方案高度一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4、中国式科技创新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朱亚宗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式科技原创的基本路径》的报告，从科技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现当代科技原创的成功案例。通过对冯康、屠呦呦、袁隆平、李四光、竺可桢和陆家羲等著名科学家科技创新典型案例的分析，指出中国式科技原创的根本特征是国家主导的集体及个人积极性的有效调动与创造性的高度发挥。中国式科技原创可以归纳为三大基本路径：一是国家任务引领，个人独辟蹊径;二是大师开辟方向，政府协调攻关;三是立足有限岗位，跨界创造奇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立教授做了题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与科技自立自强》的报告，在梳理习近平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系列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层面科技创新体系的分析，认为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结合起来，构建作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研究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三位一体”模型。他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深入论证研究型大学正是依托“三位一体”模型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

　　山东大学窦志强博士在题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进程中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报告中提出，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创造数量稳居世界首位，在部分领域掌握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产权，正在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但走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仍面临挑战，未来需从接续科学技术创新链、用好高水平科技成果、提高科技投入有效性、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等多个维度进行改革，加速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5、高科技前沿伦理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山东大学马佰莲教授在题为《“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的报告中提出，“伦理先行”是党和政府针对加强当下科技伦理治理提出的，其本质就是基于国家顶层设计，以科技伦理为基本治理工具,以前瞻研判伦理冲突和风险为基本方法，以应对风险、确保福祉为目的而构成的一项科技伦理治理要求。贯彻“伦理先行”要求，应树立“亲科技”氛围、确立“伦理先行”的价值逻辑，构建科技伦理、确立“伦理先行”的工具逻辑，健全机构机制、确立“伦理先行”的组织逻辑，积极推进道德教育，确立“伦理先行”的道德逻辑。

　　湖南师范大学易显飞教授在题为《基于脑机接口的“融合主体”及其伦理风险》的报告中提出，脑机接口技术是一种基于大脑与外部设备间的直接联系来实现信息交互与响应的生物信息交融技术,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融合主体”。“融合主体”的出现引发了三类结构的转化，即主体认知结构转化、人体空间结构转化、社会结构转化，至少可以从“自觉”难题下的责任困境、“自为”难题下的行动困境、“自适”难题下的身份困境三个方面透视“融合主体”的人文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林坚编审在题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及其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提出， 数字化时代，即以数字技术为主导而影响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时代。文化生态则是建立在一定技术环境基础之上的文化状况或文化样态，它是人类在一定时期形成的文化活动形态和生活方式。数字化引发了数据、网络、信息、数字货币、文化产业、信息传播等文化安全问题。要自觉确立数字安全的观念、建立数字安全预警及应急处置机制、制定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呈现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健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国防科技大学杨爱华教授在题为《正义战争理论视域下无人作战系统对战争伦理的冲击》的报告中指出，无人作战系统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极大冲击了战争伦理。正义战争理论认为战争的正义性是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的统一。首先，无人作战系统对开战正义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正当理由——自卫原则的冲击、合法权威——主体多元的诘难、绝对优势——成功可能的危机;其次，从区分原则与相称原则两个视角分析，无人作战系统给交战正义带来挑战;最后，从责任主体与问责过程探究，无人作战系统给战后正义带来伦理困境。

　　华中师范大学范筱睿在题为《如何填补ChatGPT在学术应用中的伦理责任空白》的报告中提出，目前针对ChatGPT的学术应用对责任伦理体系造成的严重冲击，学界从学理上提出归人负责和归ChatGPT负责两种伦理责任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存在诸多局限。延展主体强调行动者不仅包括人类个体，还包括行为他者和其他的非人类实体。据此，延展主体具有整体性、意图和动态的特点，弥合了前两种方式的缺陷，为应对ChatGPT在学术应用中的责任问题提供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并提升了人与ChatGPT合作中的责任感、公平性和人文关怀。

　　中国科学院大学余蓓蕾在题为《人与技术的拉锯战：不对称性与科技伦理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塑造“不对称性”的革命性力量，即产生了权力结构主体之间的不对称性、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不对称性以及人的发展对既有伦理规范的不对称性。这三个不对称性展现了科技发展对既有伦理道德的挑战。基于此，在科技研究伦理政策的伦理学基础中，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必须强调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的良知与美德以及他们的社会责任;需要深入科学技术以及伦理规范的内部，把握其中的逻辑结构，以建构新时代的科技与伦理规范相互适应的新范式。

　　6、生态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题为《病菌“行动者”的历史参与及其文化反思》的报告中提出，人们关注的常常是病菌作为“病原体”“毁灭者”方面，但对于其参与历史、文明塑造作用的揭示不够。按照科学实践哲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既有可见的生产者历史人物、技术实践工具，还有隐秘的不可见的各种各样病菌微生物，都是“异质”“要素”“行动者”参与历史事件的“冲撞”“博弈”，深远地影响历史文明进程。我们必须正视人与病菌的“行动者网络”关系，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文化观和实践观的转变，不论SARS病毒、新冠病毒是不是从蝙蝠、果子狸、穿山甲传播到人类，我们都要禁食、保护，这不仅是出于环境伦理、动物伦理的伦理约束，更是人类自我保护的底线思维和安全举措。

　　山西财经大学郭永园研究员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培育机理》的报告中提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基的生态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文化形态，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精神支撑。新时代生态文化培育需立基于意识、知识和思维的文明“三维一体”结构，通过制度引领、知识创新、科技普及、宣传强化等方式，激发公众的生态意识、传播科学的生态知识、塑造生态化思维方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支撑。

　　7、科技文化教育研究

　　哈尔滨理工大学伍玉林教授在题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创新观念与教育模式的思考》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根本在于人才，需要从家国理念、创新素养、人才培养的模式等整体性思考。创新除了需要科学、哲学、文化等层面的思考，同时也需要科技文化教育的系统设计：对“课程体系层面”的深入探索，研究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协同发展的可行性等，构建以家国理念、政治认同、文化自信、人格塑造功能与自然科学教育功能协同育人的课程体系。

　　湖南师范大学刘德华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传承与创新：让学生走近科学家》的报告中提出，科学文化的基因既存在于科学研究成果之中，也存在于科学研究的活动过程之中，还存在于科学家的生活世界之中。科学教育一直重视科学成果的学习和理解，但存在“无科学家”或“虚拟科学家”的场景。为此，科学教育需要让学生真正走近科学家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科学教育的变革需要有新的思路：认识科学研究场景中的科学家、历史场域中的科学家、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异域文化背景下的科学家、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及职业生活、科学家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责任，从而理解科学家的职业与价值，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和生活，从而实现科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陈海燕老师在题为《少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探究》的报告中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少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在实际工作中面临教育教学理念落后、人才培养类型特色不明显、与行业产业发展契合度不够等问题。根据职业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由形式到实质、发挥类型特色优势、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少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路径，也是职业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8、科技文化传播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王飞教授在题为《国外学术期刊利益冲突研究热点及发展动向分析》的报告中提出，为了推进国内学术期刊利益冲突问题研究，通过对2022年6月30日以前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外文文献进行主题检索，使用VOSviewer和EXCEL分别对国外学术期刊利益冲突研究的热点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和图表展示，发现未来“作者”“期刊”“出版”等检索词的研究将逐渐减弱;“行业”“伦理”“同行评议”“披露”的研究将更加深入;“透明度”“影响”可能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国外研究热点的转移体现了学者的研究从关注表面现象向重视内在机理的发展趋势;国内研究应从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实际出发，既关注传统的研究主题，更要把握国际研究热点和新动向。

　　福建师范大学刘晓玉副教授做了题为《优秀网络文化的评价标准的模糊性与精确性研究》的报告，从模糊性与精确性的角度研究优秀网络文化的评价标准，提出评价优秀网络文化的两个标准：一是形式评价标准，包括交互性、虚拟性、传播性、数字性、艺术性;二是内容评价标准，包括符合国家需要、推动社会发展、加强文化认同、提供精神支撑、政治方向明确、价值取向正确。精确性体现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差别，模糊性则是指其中包含的参量可以有所增删。优秀网络文化的应用推广要注意区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灵活掌握两个评价标准。

　　此外，本届学术研讨会主办了《研究生论坛》，近四十位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交了参会论文并发表演讲，其中许多青年学子积极追踪当代高技术前沿动态及其发展趋势，围绕高技术社会应用的双刃剑效应从科技伦理文化、生态文化等视角进行前瞻性研究，提出了诸多颇具新意的见解。参加《研究生论坛》的论文经重复率检测、大会组委会筛选、入会专家评审，评选出优秀论文29篇。

　　这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同仁高度评价恩施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筹备和组织大会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本届研讨会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既有多位学术造诣甚深的国内著名专家，又有许多中青年后起之秀，还有一大批莘莘学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我国科技文化研究事业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后继有人。通过此次研讨会，与会代表提出的许多富有创新性、合理性的建议，必将对促进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新时代科技文化研究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 夏劲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