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是我国著名技术哲学家陈昌曙教授逝世1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和科技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技术哲学论坛委员会、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联合在“腾讯”会议室(ID：918612137)举办了“陈昌曙与中国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STS)：纪念陈昌曙教授逝世1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研讨陈昌曙教授的技术哲学与STS思想，缅怀和悼念陈先生的事业人生。

　　北京技术哲学论坛委员会于当日下午，在“腾讯”会议室(ID：918612137)举办了“2021北京技术哲学论坛”，国内近20所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在“云”中进行了发言。论坛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技术哲学论坛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高亮华教授主持。他说，本次论坛由原定3月28日前移到今天，旨在将本论坛作为纪念陈昌曙教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表达对陈昌曙教授的致敬。本次论坛有两个创新：一是第一次采取线上的方式进行，二是真正是一次从北京走向全国的学术活动。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技术哲学论坛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朱葆伟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技术是塑造我们时代的基本力量。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也带来了众多的挑战和风险。技术哲学大有可为。技术哲学要按照 “十字坐标”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发展：(1)向上发展，就是向形上(或存在论)发展。进入本世纪，很多学者在运用现象学、分析哲学等方法研究技术问题，取得了很好成效。但还有另一个方向，概言之就是互动，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的范例。(2)向下发展，则是深入到生活实践中去，与工程技术人员、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者一起，引导技术良性发展，并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问题。这是技术哲学的生命力，以及充分发挥其价值之所在。(3)横向发展。技术哲学家需要与工程技术人员、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者对话和合作，需要把技术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乃至美学等学科相结合。这种对话和合作需要具备一个前提：相互需要。激发和抓住这种相互需要，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当然，只有研究的深入，对话和合作才有资格，有底气。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所属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和科技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主任、东北大学陈凡教授在发言中指出，(1)我国的技术哲学发展既要向“上”发展(提升理论，服务决策)，又要向“下”发展(面向实践，研究技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为政府提供战略咨询);既要向“内”发展(国内的东西南北中各区域间相互交流开展学术活动)，又要向外发展(参加或召开国际技术哲学学术会议或论坛，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2)设立中国技术哲学论坛;编辑出版“中国技术哲学文库”，汇集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提升技术哲学的影响力。(3)加强技术哲学的研究团队建设，加强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在题为“人工智能之‘道’”的发言中说，从“道”的视角分析人工智能带来的利弊得失，探求运用和发展人工智能的合理心态与路径，即人工智能之“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人工智能之“道”主要体现在：(1)“以人为本”是人工智能之“道”的根本原则：“以人为本”应该成为评价人工智能发展合理范围和进度的根本原则。(2)“以道驭术”是人工智能之“道”的实施路径：通过“以道驭术”的审视，考察技术的相关要素之间不和谐的具体表现和成因，使人工智能回归工具本位，使人们能够理性、自主地操控人工智能，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实现真、善、美的统一。(3)“心物互补”是人工智能之“道”的主导模式：克服中国传统的“用心”认知方式的直观模糊之弱点，将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建立“心物互补”协调机制，应该依照以下准则：第一，要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第二，要警惕出现“失心”(即过度“物化”而不再“用心”)的倾向。第三，要培育和发展人类特有的智能，以利于人类的创造和创新。“心物互补”需要同“以道驭术”相互配合，通过教育、媒体、社会管理和公众参与等渠道，建立人工智能应用的理性秩序。(4) “德福一致”是人工智能之“道”的价值取向：第一，对“德”的要求并不排斥对“福”的向往，但对“福”的追求不能逾越“德”的底线，否则就会失去“道”的约束，出于急功近利的考虑而带来消极的后果。第二，要想真正发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作用，关键在于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制造者和使用者要注意“以德修身”，防止人工智能技术被用在不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方面。第三，坚持“德福一致”的要求，需要有社会的专门机构对人工智能设计、制造和使用中的行为进行动态的伦理评价(如推广“负责人创新“模式)，获得普适的道德行为准则。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教授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近几年来，新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在后疫情时代，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又在不断发生着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要求我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在继续做好细致深入的纯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要花更多的时间、下更大的力气，在技术哲学领域努力做出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实现这样的研究重心的转向，重要的就是，明确中国当代科技发展的目标：一方面我们的技术短板更加清晰了，与国际尖端技术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卡脖子”技术问题的突出，既是对我们的压力，也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在人才、体制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也进一步展现了出来，使我们能够有信心去“平视”这个世界。总之，中国的科技创新如何才能扬长避短，助力国家长期发展，是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尤其是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中共中央党校赵建军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目前正在创建的“中国绿色供应链创新联盟”的情况：绿色供应链是“两山理念”落地的创新转化模式;打造完整的绿色供应链体系，构建(供应端+物流端+消费端+数据端+回收端)“五端贯通”运营模式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形成以数据服务全生命周期绿色供应链，实现优质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协同平衡，是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价值呈现;国务院2021年4号文件提出构建绿色供应链，因此，成立中国绿色供应链创新联盟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市场迫切需要。他倡导要把上述内容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中，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据悉：目前，他担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绿色供应链创新联盟”秘书长，负责其日常事务。

　　华南理工大学肖峰教授在发言中说，我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陈昌曙教授的启发：(1)在21世纪初，我在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成(SST)或称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期间，拜读了陈先生发表的“为技术决定论辩护”一文，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同时觉得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也有充分的根据，这就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两者的关系，进而发现，这两者所针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技术决定论要说明的是“社会为什么如此”，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要说明的是“技术为什么如此”，它们各自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语境，因此，我觉得两者是可以融合与互补来说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的。(2)陈先生关于技术哲学研究方向曾说过：“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研究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前途”。结合科学哲学依靠分支研究得以繁荣的事实，我感到可以再补充第四句话：没有分支研究就没有繁荣。我在后续的研究中，沉入到“信息技术哲学”这一分支中。目前，我在对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告一段落后，又沉入到更小的分支“人工智能哲学”和“脑机接口哲学”的研究之中了。我虽然把技术哲学做得“越来越小”，但它贯通了哲学的大问题：心物交互、心智哲学、身体哲学、行动哲学、神经哲学等。鉴此，我认为技术哲学的研究需要多样化，既要有一般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也要有深入到某一具体技术领域的微观研究，唯此才能使技术哲学更加繁荣。

　　中国质量报社李刚社长在题为“关于质量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中说，(1)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质量文化建设横跨两个强国建设“文化强国”、“质量强国”。但理论研究没有跟上，实际操作多，基础研究少;企业成果多，行业成果少。(2)从品种品牌品质来看，中国制造产品世界第一，但普遍品种不多、品牌较少、品质较弱，许多产品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高端产品的“名片”屈指可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产品更多。(3)从生产者个体来考虑，质量文化是生产者自觉自醒自律、内生性的要求。他主张，当前我国质量文化建设的10个努力方向是：第一，诚信体系落地，把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的结合起来;第二，加快品牌建设;第三，质量管理理论有创新;第四，企业文化有特色;第五，法律惩罚要跟上;第六，理论研究要加强;第七，教育基础要强化;第八，研究互联网时代的质量文化;第九，统一几个强国建设;第十，质量文化的社会考评。

　　复旦大学王国豫教授在发言中，(1)赞成朱葆伟和陈凡提议并补充建议：技术哲学还要向左与科学家联盟，向右与社会科学家合作。一方面，与科学家结合是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初心，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从创立之初就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恐怕就没有今天。另一方面，当代技术哲学包括技术伦理学也需要得到社会科学家的支持，需要学习和借鉴社会科学的一些实证研究的方法。(2)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技术风险不确定同时又是价值多元的时代，在此背景下，不可能寻找一个统一的伦理“大厦”。技术伦理要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必须考虑公众对伦理与风险的可接受性，要研究它就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方法。(3)技术哲学研究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生命是什么，自然是什么。当今前沿科技最具有变革性的领域，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人工智能，它们都在颠覆关于生命和自然的传统观念：人造生命是属于人工物还是生命?它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机器智能是否必须以生命为前提?被技术增强了的生命会不会改变人的本质?第二，数据的本体。数据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成为知识的来源，成为第二自然。中国正在建设数字中国，其影响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对此必须给予关注。第三，中国技术哲学应该怎么走下去?米切姆的委婉批评值得深刻反思。中国技术哲学即便是“亲技术”的，但它并不等于我们的理论框架都要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我们虽然也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但并没有把它们系统化并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对此仍需要加大理论建构的力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素梅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不仅前所未有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正在成为一种环境力量(管制人的无弹性的无形力量)，将人类社会从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方位地转向由科学技术所驱动的发展，体现出科学-技术-社会高度纠缠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当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国家决策的核心主题乃至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主导力量时，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必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为其发展嵌入人文关怀的现实维度以此规避技术风险，塑造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框架。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是技术哲学研究大有作为的时代，抓住时代机遇，关注现实问题，可能是技术哲学繁荣发展的方向之一。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邓波教授在提交的题为“人工物研究：从本体论向存在论的转向”的书面发言中说，荷兰学派的人工物本体论在分析的形而上学立场上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但是，该学派用功能和结构作为描述人工物的最基本范畴建立人工物本体论，难以满足以下论证要求：(1)描述人工物本体的范畴在逻辑上要完备融惯，被描述对象就是现成性的存在者。(2)实行人工物本体论承诺的范畴要有指称。(3)范畴不能误用，用于物质领域的范畴和用于心灵领域的范畴不能混淆。故此，荷兰学派的人工物本体论势必陷入困境。他们虽然也意识到要从工程实践出发重新发展其人工物本体论，然而，他们的立场阻碍了他们深入到工程实践过程，也使他们不能实现自己提出的“经验转向”的口号。他主张，人工物的Ontology研究，要转向工程造物实践的具体过程。为此，要向西方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做法学习，投入到工程实践的经验中去，打开工程、技术的“黑箱”;运用发生学方法、情景分析方法和具身性分析方法等，建构人工物现象学分析的人工物存在论。

　　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在题为“技术诠释学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中说，技术是影响世界的重大因素。理解技术不仅是一个认识论层次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本体论(存在论)层次的理解。技术诠释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研究技术自身的诠释和理解问题。(2)诠释学与技术二者间的关系问题。(3)强调诠释学对于技术发展的作用问题。(4)基于技术发展来研究诠释学理论的发展趋势。(5)技术文本的真理=技术文本的本体论真理+技术文本的认识论真理=技术文本的实践真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王大洲教授在题为“身体、场所、记忆、传统与技术发展”的发言中说，(1)要深化技术哲学研究，就要深入探讨技术发展中的身体问题。技术发展植根于身体，围绕着身体，满足着身体，变革者身体，延展着身体。卡普的器官投影说、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以及斯蒂格勒的代具论都指示着这个思考方向。(2)要关注身体就要进一步扩展到场所。场所是身体器官的延伸，是广义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技术、身体与场所就发生了关联。要深入理解这种关联性，又必须引入记忆的概念，它成为连接身体、场所和技术的纽带。(3)记忆使技术实践生成的数据得到系统收集和存储并实时反馈到技术实践之中，它对技术实践的持续性、可控性和安全性贡献巨大，以至于激发了“记忆技术“的长足发展，将人类的记忆压力不断转嫁给记忆装置，转嫁给场所，从而将人从记忆压力中解放出来。记忆技术的发展也使“机器学习”成为可能，使得技术发展的“自循环”得以出现。身体、场所、记忆和技术在相互塑造中使人类“共在”成为可能。(4)记忆概念指示出传统的重要，记忆技术也指示出技术传统的重要。但人们却只关注技术创新而忽视技术传统，难以把握陈昌曙先生强调的“技术更新“之内在机制。技术发展植根于技术传统，它被理解为历史上积累下来、体现在记忆中的各种各样的结构-功能关系。技术更新就源于此类关系的重新组合，科学以及异域文化因被注入于其中而可能带来颠覆性创新。总之，如果将身体、场所、记忆、传统等概念，设定为技术哲学的重要范畴，就可能进一步揭示出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的本性，揭示出“身体-场所-记忆-传统-技术”共生演化的本性，揭示出技术更新与发展的内在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段伟文研究员在题为“深度科技化与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之路”的发言中说，(1)当前，科技正在带来一系列颠覆性的变化，从对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改变到“基因编辑”与“人类增强”，其实质是科技对世界与人的全方位深度介入。因此，可以用“深度科技化时代”或“科技世代”概括当代人与技术关系的特殊性，预思着正在开创并将置身其中的科技未来。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域勇闯无人区，深度科技化时代对于中国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挑战将远比海德格尔等人的技术时代更为直接，更具有冲击力。(2)面对这一时代变局，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应该聚焦深度科技化与人类未来的热点和难点，从中国在科技创新和面向未来科技社会的构建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出发，寻找解决本土难题的方案，并使之具有世界性的启发意义。技术哲学惟有成为技术时代的思想孵化器和联结器，既以其思想的种子激发人们对技术的深度关注，又作为技术实践层面可被普遍接受的思想框架，才能在对技术时代的人的认知与行动有所贡献的意义上具有合法性。(3)技术哲学家似乎可以给自己设定新的使命：勇当哲学界乃至学术界的思想先锋，走出“二级学科”的格局，使技术哲学成为面向科技未来的“第一哲学”;同时，致力于提升学术影响力、思想传播力和对青年的感召力，让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认识到，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是技术时代各种问题研究的思想基线。

　　中国人民大学王伯鲁教授在提交的题为“突发未知传染病防治体系与机制剖析”的书面发言中认为，以非典型肺炎、埃博拉病毒病、新冠肺炎为代表的突发未知传染病，正威胁着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些疾病的爆发也使人类在长期防疫实践中建构起来的防治体系与机制暴露出一系列漏洞或缺陷。从技术哲学视角审视突发未知传染病的现行防治体系结构与运行机制，探寻改进和完善它的对策措施，有助于提高应对突发未知传染病的针对性、实际效果和效率。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演进;第二，预防控制传染病的社会技术形态;第三，突发未知传染病的基本特征(未知、突发、传染性);第四，突发未知传染病防治体系与机制缺陷(主要体现在：“医疗”与“卫生”体系之间不协调，医疗机构对未知传染病反应迟钝，突发未知传染病疫情预警滞后，地方行政首长缺乏驾驭卫生防疫体系的专业);第五，改进突发未知传染病防治机制的措施。

　　广州市委党校李三虎教授在提交的题为“合成生物学：科学还是技术?”的书面发言中主张，合成生物学的本质上仍是一种技术。首先，合成生物学与传统生物学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技术的，后者是科学的。其次，合成生物学是以设计和创造自然界未有的生物或生命为归旨的，它的突破不是科学的突破，而是技术的突破。最后，合成生物学绝不会仅仅限于实验室，在技术上它承诺解决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能源、卫生、环境以及营养和寿命延长等诸多问题。若此，讨论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不能仅限于科学伦理或实验室伦理范畴，要在社会意义上讨论它。较之以前讨论技术伦理问题，合成生物学伦理学的潜力更加巨大，因为它是真正涉及人伦的技术伦理领域。

　　东南大学夏保华教授在题为“技术哲学精神之我见”的发言说，(1)在讨论如何推动我国技术哲学的特色发展时，我们有必要追问技术哲学的学科志趣，即我称之为“技术哲学精神”的问题。(2)陈昌曙先生将技术哲学界定为自然改造论，近些年，我一直在进行自然改造论进路下的技术创新哲学探索，包含三个具体进路，即技术的思想史、理论建构和重大实践问题研究。(3)思想史维度的探索使我意识到，与其说技术哲学是对“技术是什么”的哲学追问，毋宁说技术哲学是对“技术转型”的哲学审度。追溯技术哲学思想，不要止于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而要重视德克斯的《发明哲学》，再进而上溯到作为十字路口指路人的F.培根，再从F.培根一路向下到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等，我们就不难发现，技术哲学的技术转型之精神。中国技术自近代以降，技术转型恰是其自主创新的天命，正是对这种天命的领悟，我觉得中国技术语境下，技术哲学更应是对“技术转型”的哲学审度。

　　上海交通大学闫宏秀教授在题为“被技术拒绝：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的发言中说，人被技术拒绝的层级分为三种：(1)技术对部分不会使用某类技术群体的拒绝。例如，因不会“刷码”被公共汽车抛弃的人、不会使用某些App的人等。此时，我们或许说有懂技术的人可以帮助他们走出被技术拒绝的困境。(2)因技术漏洞或技术权限而对部分人的拒绝。例如，某人无法进入某个网络进行讲座，但令人沮丧的是，此人是懂技术的。当他(她)因懂技术却不被经过任何商量就被技术不断拒绝时，在某种程度上被转换为被技术拒绝了对思想与知识的期望。在期望、回望、失望、无望以及绝望中所带着某种留恋的纠结中，出现了将被技术拒绝的绝望与被思想与知识获取未果的绝望勾连在一起的情景。此时，或许人类还会思考上述两种绝望哪个更令自身痛心，或许人类还在技术的魔镜里寻找诗与远方。(3)技术对人类的彻底拒绝。当习惯了与技术共生的人类，在技术与人类的相互适应中描绘着人类的未来时，特别是智能技术深度介入到人类的方方面面时，该如何面对这种拒绝呢?很显然，此时的我正在用技术将此问题呈现出来，难道我们只能停留在类似于莫里茨·柯内里斯·埃舍尔《互绘的双手》那样的状态吗?因此，在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之中，伴随技术之力的日渐强大与人类度技术的日渐依赖，被技术拒绝更值得人类高度关注。

　　复旦大学杨庆峰教授在题为“数字化生活的理性想象”的发言中说，(1)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的发展，现代城市已然呈现出数据驱动的新样态，人类生活世界深度地被数据化与智能化。例如，2020年上海将全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其核心是全面打造数字化生活。我们需要从当代技术哲学中汲取思想力量，实现数字化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最终形成对于数字化生活的理性态度。(2)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数字化生活是对数字化生存的实践扬弃，它们有着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它们的技术基础是创新环节阶段的区别。第二，它们是技术想象与技术实践的区别。第三，它们是理论畅想与现实生活实践的区别。另外，数字鸿沟、技术拒绝以及数据伦理等成为全面打造数字化生活必须要应对和破解的理论难题。

　　浙江大学潘恩荣教授提议：把加强“工业革命”研究作为推进技术哲学“中问题”研究进路。卡尔•米切姆在《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中建议，既要研究“小问题”，也要研究“大问题”——现代技术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对其进行反思性和批判性评估。但是，回到传统批判主义进路，容易停留在对科技时代的宏观与整体论述，难以把握当前和未来技术与工程哲学的发展趋势。把“工业革命”研究作为“中问题”研究进路，它上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大问题”社会批判研究进路和海德格尔等技术批判主义研究进路，下接当代技术与工程哲学“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以来形成的“小问题”研究进路，又可作为人工智能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哲学家、伦理专家的沟通平台，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贡献理论力量和智慧。

　　江南大学万长松教授在题为“陈昌曙产业哲学思想评析”的发言中说，(1)陈昌曙教授是产业哲学的开拓者。他提出了第一个产业哲学研究纲领：从经济效益和规模效应等方面区分了生产与技术，提出了产业与技术划界的思想;把现实化、对象化和体系化的技术，即产业技术置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并通过产业技术深入到产业哲学研究领域;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他呼吁必须培养现代产业意识。(2)陈昌曙工程主义传统的产业哲学开辟了自然辩证法新的研究领域，为未来产业研究提出了若干指导原则和重要问题。他囿于时代以及学术兴趣之所限，主要侧重于对具体产业活动进行分析，并未明确提出和阐发“产业哲学”这一概念;主要关注了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略显不足;他在对产业积极意义肯定的同时，对产业批判研究也略显不足，有待后人发展。(3)有必要从产业哲学的角度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核心技术创新驱动、进口替代市场导向和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扶持。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契机，以自主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正确选择、培育和发展符合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长沙理工大学易显飞教授在发言说，(1)以物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为主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陷入“深度技术化”状态从而引发了激烈论争，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阵营。(2)双方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形而上学问题;认知进化与退化、道德工具化与趋同化、情感真实性与同质化等人的社会属性问题;自主性与自主权、公平与公正、健康与安全等增强技术使用问题。(3)双方论争角度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论争双方的对立，有的是利益分歧，有的是价值或文化冲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均衡，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推动新兴人

　　北京体育大学周学政教授在题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核酸检测技术应用的医学伦理审视”的发言中说，(1)核酸检测技术是抗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中应用范围广、快速获得结果的有效检测手段，在我国控制疫情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核酸检测样品需要全流程安全处理;检测医患双方的利益有待加强，降低和减少对采样方和被采样方的双重伤害;同时，检测医患双方素质需要提高，医疗服务条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2)核酸检测技术的进行应遵循一定的医学伦理原则。按照医学伦理的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四原则说”，核酸检测技术的应用也应该遵循这些原则。(3)未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包括：核酸检测技术发展的应用如何影响并实现筛查与后续治疗的前期介入的相结合;核酸检测的社会成本如何降低并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疫情的突发性带来的技术短缺，在风险社会如何进行技术储备等。

　　北京化工大学STS研究所张明国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倡导开展技术系统的哲学研究或系统技术的哲学研究：(1)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已经取得许多研究成果。例如，国外的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和国内乌杰的《系统哲学基础原理》、魏宏森的《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等。(2)系统自然观成为自然观研究的重要内容(见童天湘、林夏水等《新自然观》等)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见郭贵春、殷杰等《自然辩证法概论》)。(3)系统医学被认识是系统科学的数学理论、计算机模型与分子医学的生物技术交叉综合。(4)技术系统被认为是车辆导航与监控系统是一项融GPS.GIS、RS技术与通讯技术为一体的复杂技术系统;系统技术被认为是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对教育、教学过程进行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技术系统不该仅指交通技术系统，它该具有普遍性，即所有技术都是一个系统;系统技术也不该仅指教育技术具有系统性，它也该具有普遍性，即所有的技术都是系统技术。(5)既然有系统科学哲学、系统自然观、系统医学，就应该有系统技术哲学或技术系统哲学，即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系统——技术系统，对其进行哲学研究，或把技术作为一种具有系统性的技术——系统技术，对其进行哲学研究。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技术，就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的技术(系统技术)，该技术就一个系统(技术系统)。因此，应该运用系统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哲学研究。

　　高亮华教授在主持过程中，围绕发言者们的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论和交流：(1)赞同中国技术哲学创新路线图的设计、关于设立中国技术哲学论坛和出版技术哲学丛书的建议。(2)要考虑技术哲学研究“向下走”的路线及其终点何在等问题。(3)要考虑研究技术哲学中的具体问题和建立技术哲学的分支学科的必要性问题。(4)技术哲学不仅是学科，它还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境界、视野与方法。(5)要研究技术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即加强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研究，以此中和技术哲学的批判与规范性方法。(6)当代技术哲学与经典技术哲学的区别是经验转向;经典技术哲学关注的是技术与人类事务，当代技术哲学关注的是技术与身体的关系——身体转向，这集中地体现在增强技术的研究上;研究增强技术应该涉及三点：人性总是改变的，技术一直改变着“我们是谁”的概念，“我们是谁”的概念总是伴随着“我们应该是谁”的概念。(7)技术哲学应该有三种界定的方式：一是学科范式，即有学科共同体、期刊与接班人培养;二是自我意识，即自己认为自己是做技术哲学研究的;三是主题相关，即凡研究过技术的人都说是技术哲学研究者。(8)要关注技术哲学研究的修辞学策略。对技术的争论取决于对技术的态度：主张技术是有益者认为人性架构在技术上，主张技术是危险与讥咒者强调人性架构在心灵或语言上;很多人违背这种修辞学策略，将自己的立论置于矛盾之中;人性不是架构在技术上的，人从500毫升脑容量的动物祖先，发展到1500毫升的现代人，不只是求生存的技术人。(9)技术哲学有两种学科定位：第一，认为它是技术文化的哲学工具，不关注其学科本身的建构;第二，认为它有自己的传统、中心问题与凝聚性框架。(10)解释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迄今的技术哲学研究难道不是解释学研究吗?技术可以还原为技术文本吗?把技术诠释学定位为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的解读是不是过于宏大了?

　　2021年北京技术哲学论坛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依靠参与者们的热情支持获得了成功并取得了符合预设的学术效果。期待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以便能够持续而有效地开展下去。

　　(编稿：张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