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学术年会第九分会场于11月3日在裕龙大酒店召开，来自各地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同仁围绕会议主题“新时代科技文化前沿问题研究”及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现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及成果综述如下：

　　一、科技文化演进与前沿走势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在题为《科技文化进化及现代蕴涵》的报告中提出，科技文化是一种源于科学技术的文化，从科学技术到科技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科学技术向社会扩散的过程。生成于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科技文化总是依托于一定的文化背景的。文化背景不同，所培育的科技文化就不一样。古代科技文化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交流，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近代意义上的科技文化源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在多元科技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具有新质的科技文化逐步生成;如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生态科技文化也应运而生。科技文化进化既坚守着内在的伦理精神也彰显着外在的伦理智慧。科技文化的现代蕴涵主要包括科学技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社会建制与支持体系、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及其社会应用以及科学技术传播及其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科技文化的现代蕴涵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上，即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坚持科学的科学技术思维方式;科技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作为科技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引导科学技术发展及社会应用、协调科技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科技文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建制化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科学技术社会建制的合理性;科学技术知识的广泛应用使当今时代物质的极大丰富，科学技术传播及其运行机制成为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在题为《走向第三种科学哲学》的报告中提出，传统的科学哲学和“另类的”科学哲学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前者属于“知识论”的研究范式;后者则属于“文化论”的研究范式。二者的共同缺陷和偏颇是,都没有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其结果是，前者切断了科学知识的文化之根来理解科学，变成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科学哲学;而后者则切断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变成一种没有科学内涵的科学哲学。要使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现有的困境，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关键是，要在二者之间构建一种既不同于知识论又区别于文化论的研究范式，即“科学文化论”的研究范式，从而走向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另类的”科学哲学的第三种科学哲学，即“科学文化哲学”。科学文化哲学将不仅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现二者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达到新的综合，而且最大限度地克服和纠正二者的缺陷和偏颇，从而实现新的超越。

　　中国科学院大学袁江洋教授在题为《科学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科学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报告中提出，近20年来，科学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受到科学史、科学哲学、科技管理、科学传播(科普)等多学科支撑的研究热区。科学文化是世纪之交中西文化整合的一个新方向，斯诺基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对立提出整合两种文化的构想。在第一次中西文化碰撞中科学是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工具性的要素而进入中国的;19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第二次大碰撞，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创新驱动”等概念先后提出，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演化为科技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辉煌进步，却并未促使中国文化建设跟上经济进步的步伐，反而衬托出文化更新上的严重滞后。近20年以来，人们在反思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分裂现象、反思斯诺论题时，出现了沟通科学与人文之共识，但在这种一般性的“共识”之下，却出现了弘扬科学精神与反对科学主义的阵营之分。今天的大多数学者相信，一个赞许科学技术的社会和文化会有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和发展，有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祛魅之路联结着对中国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反思，科学文化“再启蒙”才能振兴民族精神;后现代思想家将现代性社会的弊端归因于现代科学，无视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乃立国之本和发展之基;在当代中国大力开展科学文化建设和传播工作，以此促进科学技术事业和提升民族理性，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摆脱拜金主义、官本位意识，坚持走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发展道路而言是当务之急，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民族理性意识的大觉醒以及相关的主导价值重建工程——而言是长远之计。

　　山东大学马佰莲教授在题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形态演变70年》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制定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理论形态依次经历了从科学上层建筑论、科学生产力论、科学先进文化论到生态文化论等形态的发展。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形态体现为科学的上层建筑论;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形态是科学生产力论;20世纪末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国内占主导的科学文化形态表现为科学先进文化论;党的十七大至今，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形态体现为科学技术生态文化论。

　　武汉理工大学陈明益副教授在题为《略论科技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的报告中提出，科技文化经历了早期西方科学文化传播、非欧洲国家的依赖性科学文化、独立的科技文化传统、全球化科技文化四个发展阶段。在科技文化的早期传播过程中，西方科学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的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活动在根本上依赖于欧洲科学传统。但是，受本土化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非西方国家或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近代科学的移植并确立独立的科学文化传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一体化趋势和全球化的时代浪潮，科技文化在与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逐渐获得丰富的内涵，同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和先进文化形态。

　　二、大数据时代科技文化传播、影响及其影响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林坚教授在题为《新媒体的特性、技术支撑及其对文化生态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对文化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增强了文化的互动性特征;对文化的大众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后现代趋势，使整个文化生态表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征;体现了文化和技术的相互影响;唤醒了个体的自我意识。

　　解放军总医院赵美娟教授在题为《大数据时代的文化意味》的报告中提出，大数据带来的是一个文化新时代，体现在，一种观察认识世界诸方面、诸现象、诸问题的方式转变，具有一种更多视角、更多维度、更多立场、更多对话、更多方案的文化意味。那种简单线性的、因果性的思维惯性，被线性与非线性、因果与关联性、理性与感性等认知方式取代。要全体不要抽样;要效率而不要精准;要相关，不仅因果。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王岑教授做了题为《VR/AR/MR技术与文化旅游业创新》的报告，首先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技术(在本文中简称3R)概念入手，探讨3R技术在文化旅游、博物馆、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创新;其次剖析3R技术在文化旅游业应用中存在的技术、内容、体验及法律等困境;最后提出发展3R核心技术应用、丰富文化旅游新创意、注重“以人为本”的3R体验、完善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等3R技术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之道。

　　东北大学朱春艳教授在题为《数字化时代创造性劳工的矛盾处境及其根源探析》的报告中提出，创造性劳工是指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依靠主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在数字化时代创造性劳工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当今社会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本质上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模式，这使创造性劳工在生产关系上处于劳资对抗的境地，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促使资本占有全部劳动产品、控制行业生产的所有环节并将行业竞争的压力转移到劳工身上，从而使劳工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之下。基于物质生存需要创造性劳工会服从于资本，但是他们本质上需要自主性的自我表达，渴望成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者。创造性劳工需要联合起来对抗资本的控制和剥削，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造并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分析数字化时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技术文化前沿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在题为《技术与信仰：从技术转移的观点看》的报告中提出，技术需要信仰的诱导和提升。技术与信仰的关系在技术转移中能够体现出来。技术是以技术文化的形式存在于文化之中，技术文化的普遍性，特殊性导致技术转移中产生文化摩擦，技术制度转移和观念转移能够牵引它背后的社会文化、制度、信仰的转移。外来技术人员把技术转移给别人的时候，同时他也把信仰传授给别人。如果传授者和接受者的信仰不同，就存在一个信仰的冲突，如果解决不好就产生摩擦，就会阻碍技术转移。如何正确的对待不同于自己信仰的另外一个信仰，以开放性的眼光来对待双方的信仰，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题为《后SSK的实践与文化转向》的报告中提出，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破除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认识论中心和社会规范解释原则，从实验走向实验室异质要素“去中心化”的冲撞与博弈。后SSK关注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可见要素，科学实践中的“技术”而不是科学、“行动”而不是观察、“干预”而不是表征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得以凸显。后SSK研究从实验走向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之外的技术与工业领域，走向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交叉、融汇趋势。

　　湖南师范大学毛新志教授在题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及其反思》的报告中提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风险与受益的伦理评估、基因专利的伦理审视、新一轮优生学的复活、道德滑坡问题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在分析这些伦理问题的基础上，从人类基因编辑的应用范围、伦理倾销、生物恐怖主义、完美主义与技术对人改造的限度，以及后人类主义等方面进行价值反思。基本结论是：重视基因编辑风险的伦理评估，加强基因编辑的伦理挑战与伦理问题的研究，建立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治理框架，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规制，有效应对基因编辑的风险和伦理挑战。

　　四、习近平科技文化思想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程宏燕副教授在题为《青年习近平的科技文化理念研究》的报告中提出，青年时期的习近平，从陕北农村梁家河到河北正定县，再到福建厦门市，历经了乡村和大小城市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时期习近平的科技思想主要包括：技术协作、开放发展的科技共享制度;大胆试验、勇于突破的自主创新精神;造福百姓、重视生态的科技伦理观念。科技对于改善民生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习近平积极推动技术革新，引进科研人才，大力支持科技产业，并积极探索生态科技的发展道路，其科技思想与实践承前启后，成为同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连理工大学王文敬老师在题为《习近平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文化意蕴》的报告中提出，习近平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中揭示了科技创新与科技文化辩证统一的文化内涵：科技创新需要科技文化的方向引领;科技人才需要科技文化环境的培育;科技的发展创新有利于科技文化的更新。科技创新文化软环境的营造对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人才的培育、综合国力的提升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科技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在题为《新发展理念“新”在哪里》的报告中提出，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入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支撑点，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着力点，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根本点，以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为目标点，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点，贯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实践逻辑中。新发展理念源于经济领域又超越经济领域，立足客观现实以追寻理想状态，针对中国问题亦具有世界意义，凝聚时代精华又引领文明走向。

　　西北大学杨建飞教授在题为《“杜亚泉现象”与科学的精神文化价值》的报告中提出，杜亚泉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他抛弃了科学的灵魂——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工具。这种科学认知上二元论分裂倾向在目前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人格完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意义上等全面理解科学的价值。

　　南通大学俞明三教授在题为《生态文明的螺旋节现象》的报告中提出，以恩格斯“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思想为指导，受列宁螺旋式认识的观点启发，分析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事物一方面由正反因素规定其根本特征，另一方面又在呈螺旋式发展变化，并出现兴衰存亡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之间如“正弦曲线”状，形成螺旋节，用这一视角认识、分析生态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新的哲学意义。

　　此外，东北大学齐承水博士探讨了意识形态安全与科技文化话语权建构问题;东北大学阚予心博士探析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路径及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唐解云博士提出重构科技意识形态话语权。

　　(夏劲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