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3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9年学术年会第十分会场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裕龙国际酒店三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化学工业出版社、南京理工大学、北京时代天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科学项目部等多个单位和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研究生等30余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视阈下的化学实践”，2019年是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150周年，化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科学哲学也出现了实践转向和经验研究转向。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中的定量方法等逐渐影响着科学哲学，研究者更加关注真实的科学实践，也给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综合带来了新的视角。这次研讨会的十个报告，探讨了化学史和物理学史中的化学哲学问题、化学教育与科学理解、现代化学的中国特征、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等问题。

　　会议分为两场举行，共12个报告，两场圆桌讨论。第一场的报告由北京化学大学的张明国教授拉开序幕。张明国教授报告了“日本近代化学发展述评”，从日本引进西方化学物质观、传播近代化学知识;发展化学教育、培养化学人才;创办学术团体，促进化学研究;创立理化研究所，开展应用与基础化学研究这四部分，探讨了日本近代化学的特征，并从日本历史和文化传统、近代日本从模仿转向独创、现代从加工贸易立国的转向、科学技术立国奠定基础等方面分析了日本近代化学快速发展的原因。

　　第二个报告人是清华大学的刘立教授，探讨了“从国际论文看中国化学从大国走向强国”。刘立教授通过对化学论文的计量分析，提出化学科研产出呈现出量的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中国化学领域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经费和化学研究者快速增长，对化学研究者(含博士生)评价指标、Publish or perish及其压力和动力，而根本的原因是：作为快速工业化的大国，对化学等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有着巨大的需求。因而投入多，产出多。同时，刘立教授从高度原创性及诺奖级的化学科研成果凤毛麟角出发，提出很难说已成为“化学强国”，建议在继续坚持科研产出数量增长(及经费增长)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原创性研究。

　　第三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苏湛副教授，报告题目是“法拉第实验思想中的化学特征”。他以法拉第的几个代表性实验为切入点，分析了法拉第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思路，并指出：法拉第的工作方法与思路与当时主流的物理学家有较大差异，而与科学革命以来的化学研究传统一脉相承。法拉第的工作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化学学科与物理学学科尚未正式从自然哲学中独立的时代，二者既彼此渗透，又在逐步形成各自独特的学科范式的状态。

　　第四个报告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晶副教授，报告题目是“科学实践哲学视角下的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她通过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和使用置于相关化学共同体的研究实践之中，考察了元素周期表的预言性与相容性，以及它在预言上的不准确性、基于量子力学的化学解释的解释力等问题，并从该案例出发，讨论了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解释等基本问题，进而对当今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进行了思考。

　　第五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叶青研究员，报告题目是“永久黄团体”的科学文化培植。她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由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裕盐业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组成的工业集团——“永久黄”团体，发现该集团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其对于科学文化的倡导与培植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甚至对当下科学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叶青研究员提出，如果以文化的观点看待科学，把科学视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视角下，可以发现“永久黄”团体对科学文化的培植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与传播、科学精神的倡导及促进科学建制化三个方面，具有“言商仍向儒”的精神特质。

　　第六个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白欣副教授，报告题目是“宇田川榕庵与 《舍密开宗》”。他考察了宇田川榕庵的著作《舍密开宗》，分析了宇田川榕庵的学术精神，着重探讨了《舍密开宗》中提出的日本近代化学的命名法，以及《舍密开宗》的社会影响，并提出《舍密开宗》对近代化学知识在日本的传播与普及，使西方化学知识全球化的进程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点上《舍密开宗》所起到的作用与意义与中国近代徐寿翻译的《化学鉴原》对中国化学的作用一样突出，使得化学知识真正能够在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化学继发型社会中发展起来。

　　第七个报告人是山西大学的余朋，报告了他和山西大学的张培富教授合作的工作，题目是“化学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评(2015-2019)”。他们通过对化学哲学两大国际权威期刊《原质》(Hyle)和《化学基础》(Foundations of Chemistry)在2015年至2019年发表论文的主题分析，探讨了近年来国际化学哲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和最新进展，包括分子结构的实在性问题、化学还原论问题、化学的数学模型问题和化学的伦理责任问题。并提出，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化学哲学研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这既与化学学科处于平稳发展时期相关，也与科学哲学处于发展瓶颈期有关。然而，仍有学者专注于化学哲学问题研究，既有讨论化学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也有探讨当代社会更关注的化学伦理等问题。

　　第八个报告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董鑫，报告题目是“生物化学之父-埃米尔·费雷”，他对十九世纪德国有机化学家埃米尔·费雷(1852-1919)进行了个案研究，特别是费雷在单糖的立体化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通过研究酶与其底物之间的锁键匹配发现了蛋白质是多肽，发表了关于有机染料的文章，对咖啡因和可可碱进行了表征和合成，并在嘌呤方面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此外，董鑫还分析了费雷研究工作对化学之外的研究领域的影响。

　　第九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侯霁，她报告了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安波副研究员的合作研究，题目是“2003~2011年中国科普法规政策与化学普及书籍关系研究”。­她们对2003至2011年出版的化学普及书籍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书籍种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出版地和出版社总体上较为分散，局部集中度高。主题上基础知识类化学普及书籍最多，科学文化类次之，实用知识类较少，化学前沿类最少。涉及科普的一般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化学普及书籍的创作影响甚微。只有与国家约束性社会发展指标相关，发生涉及公民生命安全的重大社会事件，针对特定人群的具体实施政策出台，科普法规和政策才对化学普及书籍的出版起到推动作用。化学普及书籍作者中，化学研究者比例较低且撰写的书籍多不涉及化学前沿知识。

　　第十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吴敏，她报告了和中国科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叶青研究员的合作研究，题目是“辉瑞酶化学奖与酶学发展”。她们对酶学领域最早的专业奖项——辉瑞酶化学奖从设立开始，迄今70余年中，辉瑞酶化学奖的整体情况，并发现获奖者的机构分布早期呈现集聚特点，女性获奖比例在2000年以后明显提升，此外，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获诺奖之前都曾获得过辉瑞酶化学奖，辉瑞酶化学奖更是其中5位诺奖得主科研生涯的第一份学术奖励。

　　第十一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徐雅纯，报告题目是“贝托莱-普鲁斯特之争与道尔顿原子论思想的形成”，她对18世纪末化学界中爆发的贝托莱-普鲁斯特之争进行了案例分析，这场争论的核心点在于物质是否有着确定的组成，通过梳理道尔顿在1805年前的部分实验及论文，分析贝托莱-普鲁斯特之争的影响，提出道尔顿区分了化学反应与物理混合两个过程，因此迟至1805年才建立原子论。

　　第十一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何涓副教授，报告题目是“元素周期律在中国的传播：对清末民初中学化学教科书的考察”，她选取清末民初约30本中学化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对元素周期律在全书中的安放位置、元素周期律发现者的介绍、元素周期律知识的讲述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发现绝大多数教科书都讲解了周期律知识，绝大多数教科书仅仅提及门捷列夫是周期律的发现者，在约1911年以前，对元素周期律的介绍涉及周期和族，讲述简略;并会简单提到周期表具有预测功能。在此基础上，何涓副教授分析了元素周期表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文化原因。

　　在每个报告结束之后，以及两场圆桌讨论上，与会者对日本近代化学研究与日本的诺贝尔化学奖之间的关系、计量方法在化学传播与化学教育研究之中的使用、中国化学研究的科学评价、化学哲学中的概率性解释、元素周期表在中国进行传播时的内容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热烈地讨论。这次研讨会不仅成功地汇聚了化学哲学、化学史、化学教育、化学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还聚集了化学哲学领域老中青三代学人，研讨会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汇聚与碰撞。

　　(朱晶、叶青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