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9日至10日，第六届全国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此届论坛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由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论坛共收到论文近60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本届论坛围绕“哲学视域中的公共政策研究”主题展开了激烈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科技公共政策

科技公共政策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做了题为《基础研究的短板与科学文化的培育》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整个现状，认为其中存在一个功利取向主导的短板，在基础研究导向上存在四个严重的异化，即行政化、数量化、形式化、绝对化；要克服基础研究这样的短板，特别需要培育健康的科学文化。科学不仅要强调严谨和规范，还需要强调宽容和开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科学的宽容和开放，才能造成一种真正的竞争的态势和重视创造性的氛围。而宽容和开放的要点，则是尊重差异、包容错误以及对批评开放。华中科技大学钟书华教授在他题为《关注科学知识增长与应用：科技评价体系的重建》的报告中，从科技评价角度来关注知识的增长与应用。他指出，当前科技评价体系存在深层次的认识误区，诱发了科技管理出现了局部的功利化、短期化和泡沫化趋向；同时试图从六个方面重建科技评价体系：一是关注科技成果产出评价；二是关注科学创新的引证分析评价；三是关注技术创新的社会评价；四是兼顾预期科技成果评价；五是兼顾难以量化的科技创新影响评价；六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科技评价。西南大学邱德胜副教授重点分析科学论第三波与公共决策问题，倡导在参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应赋予相关领域专家适当较高的决策权重，至于权重的具体分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北京工业大学张恒力副教授基于“工程师认知调查”的数据分析，针对我国工程职业发展的问题与建制提出了六条富有建设性的决策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李健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社会科学维度探析》一文中指出，依据纯粹的自然科学来制定政策是不完整的，科学的政策制定需依托某一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背景，将公众的价值诉求纳入参考范围内，建构双向的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机制。

另外，与会代表上海师范大学苏令银副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杨会丽博士、西南大学郭慧云博士、湖州师范学院陆群峰博士等还就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科学民主化与科学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增加现实技术的现象学分析以及技术人工物的非自然性及其政策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二、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

与会专家就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刘海波研究员在题为《知识产权与新时代七大战略》详细阐述了知识产权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七大战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知识产权大有可为，也应大有作为，知识产权作为保障现代社会顺畅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七大战略的扎实有效推进，都发挥着基本保障作用。北京科技大学潘建红教授做了题为《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的报告，他以生态伦理视野考察技术创新的路径，认为将生态伦理融入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技术创新生态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伦理道德对技术创新生态化具有整体的导向作用，伦理内化为创新的理念和道德取向，有助于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提高生态化技术创新的自觉意识。西南大学吴建国教授在其所做的报告《对"斜塔实验"的哲学批判与物理重释》中从哲学的层面对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进行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有力批判并对其予以物理重释，试图以此呼吁要对常识进行哲学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樊姗姗在其《复杂性与可操作：实验可重复性问题辨析》一文中，试图从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层面来说明实验的可重复性问题，并指出了实验无法重复可能涉及到的复杂因素。同时，她认为，尽管实验的可重复性是复杂的，但却是可操作的。而一项严谨的科学发现，在其被人们可操作地进行了重复实验之前，科学共同体对其认定应当是审慎的。湖南大学丁军强副教授重点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理论创新。辽宁工业大学刘建涛博士在题为《马克思考察科学技术的三重视域论析》的报告中，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作了一个详细梳理。他认为其思想内在地包含着三重视域，即科学技术是革命力量的自由视域；是优化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力量的环境视域；同时也是破坏人与环境力量的资本视域，为认识科学技术提供了全面的视角和独特的维度。

此外，与会专家天津科技大学李彤宇教授、湖州师范学院王锋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希等还对“长株潭模式”对呼包鄂区域协同创新的启示、澳大利亚水敏感城市评估实践及其启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工作组运作机制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量子力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与决策

量子力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与公共决策可谓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内的前沿问题，也是本次论坛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针对量子力学哲学做了题为《如何看待在量子测量中的意识介入：评朱清时院士的反实在论》的主题报告。他从量子测量入手来考察叠加态与客观实在性的关系，他的主要观点是：在理解基本实在时，确信物理学实在是生物学实在的基础。对物理学实在采取“场本体论”立场，即认为“场物质”是基本的、第一性的终极实在，粒子（包括各个层次的粒子）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可生可灭的；在理论科学中，潜在的基本实体具有根本重要性。他强调尽管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潜在的基本实体是假设性的、不可观察的，甚或本质上是猜测性的，诸如在量子色动力学（QCD）中的夸克，本身被幽禁，出不来，但真实存在。西南大学张丽教授在《多世界解释VS哥本哈根解释》报告中，通过细致讨论埃弗雷特多世界解释与哥本哈根解释之间异同，企图突破当代量子测量理论中以反实在论为基底来探讨物理学哲学中实在论问题的主导思想,明确支持量子态实在论的实在观，为量子力学发展提供新形式的实在论辩护。国防科技大学石海明副教授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无人化战争的决策困境》一文中分析了科技智能与现代军事战争的关系，探讨了无人化战争的兴起与根源、剖析了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并提出了化解这种困境的社会调适机制，主张应尽早关注无人化战争对当代战争原则的挑战。北京工商大学王东博士在其报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背景下的科学研究活动及其认知解释》中指出：工智能与大数据背景下科学研究活动中出现了全新的趋势，需要一种新的基于认知和信息的方法来分析科学活动。一方面要区分研究层次，并考察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和数据驱动型科学发现以及人工智能方法带来的影响和变革；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到数据和计算在科学活动中起作用的内部机制层面，更深层地分析人类使用数据的活动从而作出一种因果性的说明。北汽集团新技术研究院赵鹰博士做了题为《小论人工智能与自主意识》的报告，他就“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拥有自主意识”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认为一旦人工智能拥有自主意识，将会形成“什么样”的智慧体，其与人类的伦理关系该如何处理等问题都将是待解的难题，现阶段应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采取审慎的态度。重庆邮电大学李杨博士在题为《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路径研究》的报告中，从无人驾驶汽车的道德困境出发来探讨了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路径研究。他指出：存在三种基本的道德决策路径：一是从上而下的理论导向的演绎的道德决策；二是从下而上案例导向的类比的道德决策，即道德决疑论；三是中间方案，原则导向的辩证的道德决策，即原则主义。国防科技大学赵晶晶博士、刘艳琼副教授分析了视觉注意中的哲学问题及其对人工智能建模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雷环捷对民用无人机发展现状进行了伦理审视并提出决策建议，认为民用无人机的“无人”是间接的、“器官投影”式的有人，但象征着人的缺位，需要以融入伦理关怀的决策来克服民用无人机引发的困境。

四、生物技术与风险决策

生物技术与风险决策哲学一直都是当今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的热点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肖显静研究员在题为以生物基因技术为例，对科技哲学之于科技风险与决策的必要性进行了重要阐述。他指出：当今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之“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等评价是复杂的、深刻的，乃至不确定的，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环境哲学等角度，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论等角度，对此加以深入分析；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哲学研究，就具有了一个不同于当今公共管理学科意义上的另一个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范式。这是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的必然，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分析了实质等同性原则缺陷并对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原则体系进行构建。他指出：实质等同性原则存在实验不足、忽视过程、线性逻辑、缺乏历时等方面的科学方法缺陷；应从科学风险举证性、评价操作合理性以及利害取舍正当性的层面来建构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原则体系。湖南大学欧庭高教授对风险哲学的两个对立取向及其安全理路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风险实证论与风险构建论为风险哲学的两个极端取向，彼此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相互对立。风险实证论的安全理路建立在科学分析风险的基础上，以客观标准评估风险，把有限的资源用在降低风险上；而风险构建论强调安全理路建立在社会价值和个人偏好上，以社会调节来治理风险，把有效资源用在确立社会共识上。两哲学对立观的整合可形成一个哲学谱系。华南理工大学闫坤如教授重点讨论了核电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及其决策伦理的问题，认为核技术风险因其认知主体的知识状态、认知模式、认知策略等导致核技术风险具有主观建构性，强调通过对公众和核技术专家等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范式分析，不同认知主体具有不同的经验,因而存在不同的基本假设、概念体系、观察视角和研究方式存在差异；应对核技术风险决策伦理规约进行探讨和分析，从而为核技术风险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在规避核电风险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核资源。辽宁工业大学艾志强教授认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不确定性因素的显现、科技风险责任主体的缺失、科技风险与效益中的公平性等问题在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现实生活中引发了各种伦理问题，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伦理困境。对于这些困境的解决，既有赖于建立起新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观，同时也需要构建科技风险治理的伦理调节机制，并通过具体措施使其得以实现。南京林业大学薛桂波副教授重点分析了“负责任创新”视角下技术伦理的政策转向，认为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已有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技术伦理的政策转向，以更好地应对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咸阳师范学院张力编辑在题为《北大与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58-1965）》的报告里回顾了在1958年-1965年间，北大参与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背景、过程、结果以及意义，总结了研究过程以及经验教训。

经过一天半的主旨报告和专题报告，10日上午举行了论坛闭幕式。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显静教授对本届论坛作全面总结。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看，对于科技公共政策和科技创新这两个主题，各位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其中既有科技创新以及公共政策的一般性阐述，也有具体化的科技与公共政策的具体的、微观的分析。肖显静教授在总结中特别提到，受刘大椿教授报告启发，其认为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是：重基础应用研究，轻基础理论研究；重战略性的基础研究，轻非战略性的基础研究；重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大科学基础研究，轻自由探索的小科学基础研究；重确定性的、易出成果的、实证性的经费支持的、增加论文数的、计划性的基础研究，轻原创性的、前沿性的、基础性的、质的、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在科学文化上存在学术腐败、政府寻租、官本位、老板制。对于量子力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与决策主题，已经从意识造物到使物有意识，再到增强人类的意识。这是思维领域的革命。这与过去所进行的物质生产的革命是不同的，所进行的是思维生产的革命。这是从物质决定意识，到意识制造物质，再到意识制造物质的意识，再到意识的物质和意识制造。对于生物技术与风险决策主题，人类从人工生物的培育到人工生物的制造，再到生物基因的编辑。这是危险的，危险就在于撬动“生物之砖”。这是从人类物理造物，到化学造物，再到生物造物，未来的世界是人工物造的。在这样的人工物的掠夺下，自然物（包括人类）如何生存呢？面对科学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其认识的不确定性，应该如何评价其安全性评价？当今社会如何面对风险？是实证风险还是建构风险？这又与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有关？这都是未来每一个参与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者所必须直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倡导科技哲学范式下的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要树立自身的研究范式和规范化、合法性，但切不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与科学技术与公共管理、社会学等专业的学者相隔离，未来需要加强与之联系，形成学科交叉、互补、共生长。总之，进行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我们任重道远！

最后，大会宣布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设立常务理事和理事的决定，并通过民主表决通过该项决定。本届论坛从哲学的角度审视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从知识的层级高度给予相关指导，使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具有前瞻性、顶层性、形而上性；同时论坛主题丰富、成果丰硕、氛围良好、意义重大，展现出了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西南大学 邱德胜 彭家锋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