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八次技术哲学论坛听取“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技术哲学”学术报告 |
2008年-12月-16日 |
2008 年 7 月 6 日下午,北京第八次技术哲学论坛在北京市纺织党校举办。朱葆伟、李伯聪、王国政、任定成、吴国盛、高亮华、赵建军、张明国、徐治立等在京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党校哲学部赵建军教授主持。论坛邀请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林艳梅博士做了题为 “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学术报告(附后)。朱葆伟、吴国盛分别进行了点评。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学术报告进行了提问和研讨,林艳梅对其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回答(附后)。 最后,高亮华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1)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期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时,似乎有一种观点,俄罗斯那片横跨欧亚大陆的神秘土地可能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救赎的希望。因此个人一直对俄罗斯文明有一种特殊的感触。就此而言,这次北京技术论坛论及俄罗斯技术哲学,对于我们有一种神秘的希冀。 (2)朱葆伟与吴国盛的评论也使我们有诸多启发。原先,思考过技术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并将其定位于技术的批判,以藉此整合一个内洽的技术哲学体系。这如同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整个科学哲学大厦大概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建立起来的。但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点是什么,却一直没有考虑过。吴国盛说权力而不是理性可能是一个选项,深感如此。但仔细考虑,又似乎并不能抛掉理性(合理性)。因为理性(合理性)不光是知识的基础,也涉及到行为。 (3)勿宁说,人类的苦难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对人的压迫,二是人对人的压迫。前者导致了科学、技术、产业乃至整个的物质文明,后者导致的则是制度文明。技术意味着一种权力意志,斯宾格勒就这样说过。但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才是真正指向人性的技术呢?这里仍然离不开理性(合理性)的拷问。 (4)本期论坛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更承诺着技术哲学的前景。如果技术哲学既有知识论意义上的好奇心的支撑,也有功利意义上的面对现实问题的需求,那么,它一定有着一个伟大的未来。 林艳梅博士的学术报告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请予批评指正。 一、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 总体现状。自1998年以来,也就是进入20世纪末期以来,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在总体上依然处于较为冷寂萧条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俄罗斯,总体上依然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哲学地位。其发展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是学术队伍严重老化,整个研究后继乏人;二是学术建制缺失,研究经费匮乏;三是出版物不受欢迎,社会影响较小;四是位居主流哲学之外,难获学界认同。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呈现微弱复兴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出版物数量明显增加,学术质量显著提升;二是学术团体活动积极,定期组织讨论;三是学界影响不断增强,并在《哲学问题》杂志上有所体现;四是开始引起部分年轻人的关注。 2. 基本流派。对当今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五大流派的基本划分。 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原苏共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Р.И.科索拉波夫教授等人。这些学者仍基本坚持原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立场,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大于过失。 二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以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А.В.布兹加林教授和莫斯科师范大学哲学系的Б.Ф.斯拉文教授等为代表的具有明显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思想主张。前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人道主义历史哲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对苏联的“突变式”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后者强调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将苏联社会视为“兵营式”社会主义社会。 三是反思的马克思主义。2003年和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Т.И.奥伊泽尔曼教授推出姊妹篇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和《为修正主义辩护》,从马克思主义所内在包含的乌托邦成分的角度,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进行反思,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内在合理性进行证明,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争论。 四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Б.Ю.卡加尔利茨基是这一人数众多流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在他2007年出版的《未在教学中得到推介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列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等一直被苏联哲学打压的观点。 五是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国际著名马克思学家、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际编委会主席Г.А.巴加图利亚教授。 3. 总体评价。对当今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上可做如下评价:一是较强的自我批判特征;二是鲜明的发展创新特征;三是深刻的启迪借鉴特征。 二、当代俄罗斯的技术哲学研究 1.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技术哲学观点 一是奥伊泽尔曼关于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观点。奥伊泽尔曼指出,马克思在早期主要把生产力规定为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结合,但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则最关注科学的作用,把科学视为强大的生产力。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当中,马克思说,机器、铁路、电报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奥伊泽尔曼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技术和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但是,奥伊泽尔曼并不同意哈贝马斯的这一论断。他认为,虽然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突出,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和以往一样仍然是人。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也是它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者,人是主要的生产力。当代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已经不应局限于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样的范围之内;精神性的生产,人的其他形式的活动,都在提供自己的独特的生产力。 二是斯焦平的文化密码思想。俄罗斯著名的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以及文化哲学和科学史领域的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原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自2000年起担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在对技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斯焦平利用现代生物学的成果,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了发展。在他看来,20世纪生物遗传学的发展表明,决定生物进化的与其说是外部的自然界,是生物适应自然的能力,不如说是生物的内因,是遗传物质的代代相传:对生物的遗传特征,从它的物质构造到生活习性,起决定作用的,是基因,是基因所携带的遗传密码。由此,斯焦平提出,对于人类社会的延续、变化的内在机制的把握,也应该像揭示遗传密码的分子结构一样,揭示出社会遗传和社会变异的密码,这一密码不是别的,就是文化。因此,要想改变社会的类型,产生新的社会,就必须改变文化密码。“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看来只有在转向新的基于不同于技术文明的另外一种价值体系的文明发展类型以后,只有在告别技术文明之后,才有可能”。当然,这种新的文明在斯焦平看来,是包括如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人的个性、价值以及创造能力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的人道化等为特征的。 2. 当代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的两大流派 苏联技术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器物性传统;与科学学的研究相联系,甚至曾在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但同时,也因政治原因,出现了政治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的典型案例。在进入80年代之后,开始和西方的技术哲学研究有了一定的沟通,例如翻译了《西方新的技术统治论浪潮》、《联邦德国的技术哲学》等著作。目前,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主要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部的技术哲学研究室。最主要的技术哲学专家是Розин。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作为科学对象的技术哲学、对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