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行“乾嘉考据学与科学的关系”研讨活动 |
| 2019年-05月-09日 |
| 2019年4月15日下午，由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了“乾嘉考据学与科学的关系”研讨会。出席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马来平，美国圣塔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胡明辉，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佰莲，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畅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沈顺福教授、江曦副教授、王小婷副教授、常春兰副教授，以及山东农业大学张庆伟副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的王静讲师；同时参会的还有20余位硕博研究生。本次研讨会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李平生教授主持。 在研讨会上，马来平教授首先进行了“儒学与科学关系视域下的乾嘉考据学研究设想”的发言。他指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是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突破口，通过这一研究可以颠覆人们心中固有的儒学与科学互斥的观念。同时，这一研究不仅推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更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基础工程。该项研究将侧重于十八世纪乾嘉考据学与包含中国传统科学和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重点是科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方法和义理学等侧面的影响，以及乾嘉考据学对中国传统科学复兴的影响。随后各位专家的讨论聚焦于三个问题： 1.儒学与科学关系的问题。 胡明辉副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科学在近代被西方所超越，正是在对这一事实的反思中，“儒学与科学相斥”这一观点产生了。沈顺福教授指出，这项研究的关键就是找到乾嘉考据学受到科学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戴震的训诂学来自于二程，而其与科学的关系还需要有力的证据来支持。首先有必要抓住一两个人物，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深刻剖析，找到其思想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张庆伟副教授指出，1902年邓实提出假说“明清儒学与耶稣会士的科学之间的关系有迹可循”，但至今还没找到充分的证据，原因在于当时西学中源说流行，儒士们讳谈西学，使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无迹可寻。江曦副教授提出，乾嘉考据学家运用的考据方法与孔颖达等人有何不同，是否可以找到受西方科学影响的证据？王小婷副教授认为，戴震之后中国的经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开始用一些西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证明“我”最能代表先圣、先者，我还用了西方的东西证明我代表先者，我才是孔子的后人。 2.“科学”概念的界定问题。 胡明辉副教授指出，二十世纪以前欧洲知识主要是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他们带进来的知识是多样化的，如何从西学的范围内界定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的知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马佰莲教授指出，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宗教本身向近代科学妥协，用新的科学知识武装它们，作为它们的武器。中世纪神学最早受柏拉图的影响，后来长期受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并不必然冲突，它们之间有冲突，有相互促进，也有并行。沈顺福教授认为，科学的根本在于科学精神，可以从汉学与朴学之间的差异来寻找朴学背后的科学精神。汉学是为天人之学来服务的，汉代学者普遍都有一种占验情怀，比如汉代郑玄后期的研究，完全就是为“以天占人”服务的，失去了求真的科学精神。但朴学背后很可能是有科学精神来支持的。李畅然副教授说，从哥白尼的体系来看托勒密体系，托勒密体系可能是不科学的；但如果从理论形态上讲，托勒密体系也是属于科学形态的，只不过它的科学模型和实际的有差距而已。所以，在进行“乾嘉考据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时，对“科学”作一个有弹性的界定，理论叙述得展开会相对好一些。常春兰副教授认为，西学东渐中的儒学与科学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而非静态的本质关系，因此在进行该项研究时，应该采用反本质主义的进路，先不去过多地界定“科学”的概念，而是进行开放式的探讨，把中国古代科学，古希腊科学、近代科学都包括在内。 3.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 胡明辉副教授指出，乾嘉学派激烈地反对宋学，那他们还是儒家吗？在戴震看来宋学完全偏离了儒家经典，而他是要恢复黄金时代的原貌，追求儒家经典的原意，这个其实是儒家的基本信仰。余英时先生提出的“尊德性”和“道问学”其实是一个当代新儒家的分析架构。这种以当代新儒家的角度来测量乾嘉时期的学术和学者，是有问题的。他主张应该超越这种简单的历史范畴——“尊德性”和“道问学”，以一个新的不同的角度来看乾嘉时期的这批学者。张庆伟副教授认为，戴震并不是全盘反对宋学，只是反对宋学的“理”。李畅然副教授说，科学虽然以非实用为特征，但纯粹非实用的学说是不存在的。近代科学早期，科学家的动机是认识上帝创造的奥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目的不再必要。宋明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广义上也属于科学的某一种特定学说，也常有现实的考量。程子说气是无限的，理可以无限生成，应该有应对佛学精神不灭论的考量，因为假若灵魂不灭，就会涉及守恒问题。宋明理学与戴震等人的理论资源是一样的，从《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则出发，宋明理学本身应该也不排斥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占主流的程朱理学，于理事关系借鉴了佛学的“理事无碍”，程颐《易传》的名言也是“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但是为什么明清以后儒学的发展跟宋明的典型形态会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还是跟实用的道德诉求会有一些关系。所以，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在宋人就讲体用一源的情况下，戴震的方法论新在什么地方？ 作为此次研讨活动的第二个阶段，当天晚上，胡明辉副教授又接着进行了“戴震那个时代的科学与经学”主题讲座。 在讲座中，胡副教授认为清代政权中有两大体系：“Cosmopolitan Monarchy”和“Confucian Bureaucracy”。 “Cosmopolitan Monarchy”是指清代政权的支配结构是一个由满汉蒙宗室贵族互相联姻结盟组成的一个统治群体。“Confucian Bureaucracy”指的是以儒家经典为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并以此合法性来运作的官僚体系。总得来说，清代政权体系的内部结构就是一个多元的统治集团架构在一个严格的儒家官僚体系之上。而所有戴震时代的中西斗争（比如中法与西法的斗争等）都是伪装，实质上是统治集团与官僚体系的协调与斗争。 为了说明这种观点，他首先对戴震时期的经典研究与政权的关系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对于戴震和程瑶田这类学者而言，“说经”或“解经”的意义，就是把经典原文当做一种媒介。透过这种媒介，用各种经典的外部知识（天文历算、六书九数、历史地理等），重构古代黄金世界的原貌。而对于阮元这类重要的政治人物而言，“说经”除了与戴震、程瑶田对话论学外，更有一层政策讨论的意义。经典知识在清朝是制定政策的合法根基之一。随后，胡副教授就一些具体问题，与现场师生又进行了深入地讨论。 此次研讨活动于当天晚上21:00圆满结束，与会师生收获颇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常春兰 彭繁 张凯博 供稿） |